赵与莒所说的“用兵于北方”是又一场大手笔，炎黄八年灭掉蒙元之后，大宋的北方还剩余两伙敌人，一伙是苟延残喘的西夏，另一伙则是窝阔台和察合台兄弟。蒙古的那两兄弟自是不必说，他们与大宋有杀父杀弟之仇，赵与莒对他们的态度是轮战，将新练的近卫军、忠卫军和整编后的禁军派去与蒙古人交手，每年草长马肥时节便出动，搅得草原上根本没办法安心放牧，同时又锻炼了部队。而西夏在蒙元被灭之后，便意识到自己面临灭顶之灾，借着杨太后薨逝和新春朝贡之时机，曾在炎黄九年新春专门派遣使者到临安。赵与莒当时将之晾了三个月才见他，这三个月也没让他闲着，令其观看宋国近卫军操演，乘火车在临安附近参观，乘海轮出海——凡是能展示大宋国力之处，都展示给他看了。果然将之震得不敢多言，只是上表请求为子侄之国，赵与莒对此不置可否，因为当时他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南边，在广南西路与安南的“边境冲突”上。
这边境冲突的结果是炎黄九年冬时，安南陈朝的皇帝陈煚与其余陈承、其叔陈守度都成了大宋的阶下囚，被陈氏篡夺的李朝复辟，一个李氏远支的六岁少年被扶持成了安南国主，其人在临安读初等学堂，而由大宋派驻的使臣监国，同时，在原来安南北部设南海行省，直接划归大宋管辖。
安南陈氏的覆灭极大地震憾了大理，大理权臣高氏与国主段氏之间的矛盾重重，使得双方都寻找大宋的支持。大宋给他们的命令只有四个字：献土内附。
在赵与莒的西南计划之中，华夏需要细兰洋的出海口，而蒲甘（今缅甸）则是最好的选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若是华夏能同时控制住东大洋与细兰洋的出海口，那么即使东胜洲出现一个强大如后世美国一般的国家，对于华夏的威胁也会降到最低。更何况，大宋还牢牢控制着南洋群岛与通洋海峡，赵与莒认为，在他之后大宋要仍然保持开放和面向世界的态势，直接控制这些地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罗马将地中海变成内海，促使欧洲商业文明极度活跃一般，大宋将南海变成内海，也能使得重商和海洋成为华夏文明的支柱。
到炎黄十一年的时候，大理的内附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而蒲甘虽然派了使者到临安称臣，可对于赵与莒的内附命令却不予理会，赵与莒如今在南海行省命人操演热带丛林部队，暂时也不想用武力来逼迫蒲甘，故此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北部来。有的失意士大夫以为他这几年征战不断，颇类“穷兵黩武”，但实际上他每次调动的军队都不超过十万，甚至于只派出一到两万，不仅不损伤国力，战胜所得还可对国库有所补充，另外军购同时也带动了工业生产。
到得现在，国内军队大多都有轮战经验，铁路已经修到了长安府，灭西夏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时机已经成熟。
“官家将此事交与洪参政吧。”魏了翁没有直接回应赵与莒的话，而是推荐洪咨夔。在两位参政中，陈贵谊明显要圆滑一些，洪咨夔则没有学到其老师崔与之的聪明，但刚直是他的长处，所以当初史弥远权倾一世之时，他是史弥远少数眼中钉之一。这两年来，洪咨夔领着从学习班中出来的御史们监督中央和地方百官，颇有建树，魏了翁举荐他来处置这事情，也是担心这事情当中牵连到官员。
“便是如此吧……”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如今朝堂上的制度已经形成新的权立制约，丞相固然总揽全局，两位参知政事一位管人事、监察、文宣，另一位则管财政、工程、建设，军事方面三位宰辅都可以过问，但兵部军事参赞署又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魏了翁的建议也与赵与莒心中所想不谋而合，交给洪咨夔，他还是放心的。
接得天子的命令之后，洪咨夔立刻行动起来，他是一个坚毅的行动派，无论是当初作为使节出使敌国，还是后来做为阁臣执掌大权，都是如此。由御史组成的廉政署迅速派出专员赴京西行省进行调查，而冯雁亭正是这群御史专员中的一员。
炎黄十二年三月十日，洛阳车站。
冯雁亭眯着眼睛看着这座古城，在临安住惯了，他眼中大多数中原城市都显得破败而无章法。在他印象中，布局最好也最漂亮的城市是金陵，其次是临安，再次是徐州华亭等新兴城市，而有着千年古都之称的洛阳，连参与排名的资格也没有。
虽然道路也用混凝土整修过，不过因为洛阳府财政并不是十分宽裕的缘故，街道两边绿化得很难看，而且主街两侧的房屋也是又旧又破。街上行人都是行色匆匆，几个泼皮游手模样的人抱着双臂，懒洋洋地扫视着往来的人群，当他们的目光和冯雁亭相遇时，都露出明显的挑衅神情。
冯雁亭在心中冷笑了一下，和那些被洛阳府接去的专员不同，他是暗访者，因此打扮得和一人普通游学士子没有两样。他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御史出身，而是来自流求初等学堂——至少有一百余象他这样的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被充实到大宋朝堂的各部中去，而且因为他们所学的缘故，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展示出来的灵活与严谨，让许多混迹于同一职司的老吏都感到汗颜。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象冯雁亭，现在已经可以身担大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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