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秦六年，这是刘暹起兵的第七个年头，是新秦占领江南的第五个年头，是新秦统一中国的第三个年头。工业的力量经过这几年时间的酝酿，如同一只出笼的怪兽，嘶鸣怪叫着和新秦政府一起，不断冲撞撕咬着摇摇欲坠的旧秩序。
再顽固的士绅现在也知道工厂比土地赚钱，再顽固的读书人现在也明白中西通学才是官场的敲门砖。一个全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这个新的时代就前途无限，虽然他现在还是一个婴儿，虽然他的降生在带来希望和生机的同时，同样伴随着分娩的阵痛。
但天底下任何一场变革都不是没有成本的。区别只在于承受这变革成本的人是谁！
中国自古以来的变法层出不穷，但变来变去，往往是一个朝代最弱势的群体遭殃。
雍正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厉害吧？很严重的损害了士绅群体的利益，让这个满清诸多皇帝里刘暹最看得上眼的四爷，名声遗臭百年。
但实际上呢？火耗归公有了养廉银子，有了暗中加派；摊丁入亩则根本解决不了‘分摊不均’的问题，再有‘溢额多征’；最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则直接性的作用在了隐田问题上。当然了，雍正帝活着的时候，这几条政策执行还都算得力的。毕竟刻薄寡恩的雍正帝很有威慑力。但到了乾隆中后期，满清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士绅们还是把自己的损失推到了平民百姓的头顶。
但是在现在的大秦，外迁边地，打工、做工，国家减轻农税，倒是确确实实的让农民有了一口喘息之机。反正是重地，地主就算把地买了换钱来来投资工厂，那田地还依旧是田地，依旧要有老百姓来种。
当然，想要靠眼下中国的工业力量来松动中国以亿做单位的农民，那是痴心妄想的。基数太大，工业不可能发展几年就把农业给推动了。
中国的地主对手下的佃户之所以好了一些，同样也不是国家相应的减免了赋税，而是因为移民的传闻越来越多的散布在了民间。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移民不是去送死的。
一船船的移民运往东北、南洋，一车车一队队的移民通过陆路到了蒙古、西北，另有一番天地在等待着他们。在家乡走投无路的时候，还能去外面奋力一搏。
与这个影响比较，中国近现代企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影响就小多了。
从广西到广东，从东南到东北，一个个崭新的工厂、工业园区出现在了一座座古老的城市内。这些工厂要么靠近水路、海路，要么临近铁路，方便的交通是现今中国工厂布局的第一要素。
与诸多小规模却历史悠久的家庭作坊不同，新工厂、工业园区里是连片的烟囱，日以继夜的排放着黑烟。现在中国的工厂普遍是两班倒，甚至三班倒，人歇机器不停。至于天空边浑浊，星星变模糊，碧草小河变得黑乎乎发愁，却谁也不在乎。
能被工业污染环境，那也是工业力量的一种体现。
蒸汽机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一个过往中国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再加上自我的关税保护政策的存在，使得几乎所有敢于将资金投入轻重工业生产的商人都迅速暴富起来。
在广州的珠江岸边，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在杭州的西湖岸畔，在天津的沽河两畔，一栋又一栋美轮美奂的别墅拔地而起。有钱就有了享受，不管是老板还是高级经理人，手中大把有钱的时候谁还会住趴趴屋呢？
东南沿海各省的官道上，整天都有数不清的精品四轮马车在来来去去。
……
正月下旬，刘暹从宫里向内阁下发了一道手谕。要求内阁加快向西北移民的数量。
范德榜一瞧这个，脑门就感觉着疼。
西北是真的不行，土地贫瘠，缺少水源，气候还恶劣。报纸上对于移民的报道层出不穷，只要长眼长耳朵的，就都知道西北移民日子过的甚苦。虽然西北对比东北和南洋生活环境更加安逸，不存在无时无刻的紧张感。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西北还是下下选。跟东北南洋比起来，那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南方的老百姓都愿意去南洋，去云贵，北地的老百姓宁可去内蒙，也不愿意往西北去捣腾。况且西北的甘肃、陕西两声，全都是人口损失巨大。难以从本地动员百姓往比甘肃更遥远更艰苦的青海和新疆迁移。所以西北移民工作落后了其他方面同类一大截。刘暹年前拿到了统计局的报表，没有立刻抛出去，因为他也清楚这当中的不容易。
“首辅大人，国家立法不是儿戏，哪有说更改就更改的道理。”最高法院的一把手伍廷芳言辞拒绝道。
范德榜也不恼。“这哪里是要更改国法，这是修正么。皇上有言，依法治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
“现在国家要针对这种情况做另外处理，最高法院对《刑法》规定的某些相关条款做一修正，或是补充几点条例，也是理所应当的么。”
范德榜没再跟伍廷芳做过多谈话，接下就直接说道：“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后《刑法》相关涉及到的条律修正或是补充，必须送交内阁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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