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田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士绅占据着生产资料的主体，所以他们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可现在呢？商业气息本就浓厚的江南地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早就认可了工厂比土地更赚钱的真理。工业、商业取代了土地成为了这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体。
翁家、瞿家早就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在下降，而诸多纯粹的商人的影响力在增高！但他们没办法去抑制和阻挠。
之前可以不同级别议员兼任的时候，那府一级和省一级议员全被常熟的顶层家族垄断。因为那个时候圈子基本盘小，各家族和利益团体彼此间的利益交换和友谊交还，能够保证名额不向外流失。可谁知道国家一下就把县级以上议员的选举资格从之前的年纳税50000块标准，降到了现在的10000块。
常熟本来只有一二百人甚至更少的人来搀和这个盘子，几乎家家都可以拂照到，现在却一下扩张到了一两千人。那压力陡然就剧增！
还有之前推选的方式也变成了选举，只要年纳税在3000块以上的，或者年收入在10000块以上的男女，都有选举的资格【包括一切公职人员和退伍立功军人】。
今年内阁换届，国会换届，苏州的府谘议局也在换届。对于常熟而言，就是要在分配好府一级议员名额的同时，还要全力拿下一个国会议员的名额。这次绝对没有上次那么轻松达成的。甚至可以说，这次的两级别——选举，尤其是府议员的选举，其过程就是将来常熟各级别议员选举的一次预演。
翁曾源拿不住盘了。这个局势他稳不住了。一些中小商人已经联合了起来，拒绝了他的招安‘收编’。他们不敢期望国会议员，但都瞄上了府议员。
翁曾源和瞿秉渊坐了下来，脸上都露出了为难神色。“仲渊先生，这个议会选举一出来啊，这规矩对我们的确是很不利。”
他苦苦一笑：“家里头的管事也下去打听过，有联系的，够得上选举资格的，还愿意老老实实听咱们招呼的人家，只有三成。”
“浮华逐利，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
“你我交情，不需说这些套话。”翁曾源吐了口气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人家凭什么听咱们的？”
“这大秦律法苛刻，直追先秦。这么多年来，可没听过哪家大户豪门，再敢明里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报纸此物，谁敢小觑？”
翁同龢自己就是监察院的，翁家怎么会不知道新秦对鱼肉乡里，执法枉法之徒是怎么样个辣手狠心？怎么会不知道国安局在全国上下都布了一张大网。
早就不存在一纸私文递上衙门，顺心所欲的事了。这些年‘坑爹’这个词在中国流传甚广。其中之事例，令每一个官场中人都警惕万分。
当然，国安局不是锦衣卫。大秦虽然不至于‘不杀一士’，却也没听说有谁因为说错了话，开罪了皇帝，就被拉去砍头的。而且新秦还废除了连坐法。你儿子就是打算起兵谋反，只要当老子的没有参与，也没有隐瞒不报，那就不会把你这个老子怎么着。
瞿秉渊说大秦律法苛严，倒不如过政治清明，当官的不敢知法犯法，执法枉法。法律的公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体现和保证。
那国安部和军情局，跟前明时候的锦衣卫还是大有不同的，可不是很凶残的模样。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之下，被满清压迫了二百多年，小心翼翼不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们，也渐渐胆大起来。到了眼下，那些忘不了老一套的腐儒们都发展到了隔三差五的会聚众，妄议朝政的地步了。也没见有人把他们拿去杀了。
可惜，这种宽松的环境映衬的却是儒生士大夫们那挥之不去的失落感。
因为所有的人都清楚，现在的大秦，士子们地位还不错，但那士子指的是科考取中的人群，而想要被科考取中，你就要学朝廷要你学的东西。此士子，非彼士子也。
文官也不能凌驾军官、杂官之上，官吏都没界限了，更没有什么以文制武，以文御武的事情发生。连商人们在政治上的地位，都爬到士人头上来了。而且不是指某些大商人，而是一般的小商贩都如此，因为他们挣的钱比公务员多。
“一年纳税超过3000块就有投票权，常熟县城里大半的商贩都是可以投票的！到那上海滩，连赶马车的，拉洋车的，怕都有投票权！还有那些当红的女表子，怕也有投票权。可是乡下诸多饱读诗书的士子们，却得不到一张选票！这不只是有辱斯文，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
翁曾源脸上的苦涩比那生柿子都涩。他很清楚翁家影响力的来源。除了家族中连续的出现高官达贵，还有就是翁家的文名。甚至比之前者，翁家的‘文名’都要来的更重要。
如果这根基被决断，世上的文名彻底被朝廷踩在了脚下，待到翁同龢一告老，翁家从江南名门也就会一落到苏州大户，常熟大户。因为整个翁家，除了翁同龢现在在中枢部委站稳了脚跟，余外最有前途的人——翁曾桂，现在都才是四品。
二十八岁的翁斌孙是翁家的另一名后起之秀，在原时空历史上17岁就进士及第，现在还在文教部里工作，虽然级别是七品，可没有下地方基层的工作经验，如果不下定决心到基层务实工作上十年八年，这一辈子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在中枢部委里打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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