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沉默蕴着一股压力，一股力度比李肆预想沉重得多的压力。
关于这个问题，史贻直刚才提到此事时，态度就很鲜明了，他主管司法，自然是想杜绝干扰，单纯地以法定罪。而他如此表态时，一些人脸色都有些不豫，显然不赞同他的观点。李朱绶扯到农税问题，也有转移话题的用心。
依照华夏的传统政治智慧，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对邓小田历数罪状，宣扬国法之大，然后李肆出面，以帝王之尊施恩，同时还要重处压迫邓小田的地主和木行东家。这样既能维护国法尊严，也能缓解民人情绪。
邓小田案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是因为案件复杂。既有私藏火器，聚众伤人至死，也有袭击巡铺，抢夺军器，还有聚众扰乱，致多人死伤。涉及三大案，相关证人提审了上百人。
现在法司整理完案情，定论就是一个字：死。邓小田怎么也不可能活下来，否则国法就太过儿戏。
但怎么死法，却还大有文章，也会体现朝廷对邓小田案的态度。明清时，死刑分“立决”和“监侯”，立决的当然是重犯，什么凌迟、枭首、斩、绞，也有等级之分。而“监侯”则是缓刑，也就是所谓的“秋后处决”，基本只有斩、绞。
英朝刑律宽减，废掉了死刑里的凌迟、枭首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死法。关于这一点，腐儒还很是不满，在他们看来，五马分尸、凌迟，乃至挫骨扬灰等对死人施展的刑罚如果废掉，那要怎么来处置类似谋反、逆伦等这样罪大恶极的罪行呢？只杀一人跟杀百人，乃至谋反这些罪行，处刑是一样的，这不是很荒谬吗？
而具体到邓小田案，腐儒们却高呼起“法不外人情”，一致呼吁朝廷法外开恩，轻处邓小田，即便是死，也只能以最轻之刑。
在这件事上，腐儒和一般民人站在了一起，他们都只循着朴素的“锄强扶弱”心态，觉得邓小田即便犯了弥天大罪，也是富人压迫所致，情事可悯。
自然，儒党更要借题发挥，争夺他们的话语权，《正气》、《正道》等儒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呼吁书，或明或暗地将邓小田案贴上“为富不仁”这个现象的标签，想要将话题引向贫富冲突，同时给自己贴上“为穷人说话”的标签。
这番政治动向，在场十一位宰相都能看到，因此也各有立场。门下省汤右曾、杨冲斗，中书省苏文采，以及枢密院范晋都希望能轻判邓小田，以示朝廷宽仁恤弱之心，平息已有苗头的政争。
史贻直不论，彭先仲、顾希夷等工商出身的人，都希望就事论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国法和秩序为重。
刘兴纯和萧胜的观点是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看来，邓小田居然烧旗妄喊，反心昭然。不从重惩处，会有更多的邓小田跳起来。他们可不是日子过不下去，历朝历代，都有喜欢打家劫舍，自称好汉的反贼。
李朱绶最擅的是权衡，他的意见就是那套“传统智慧”。
李肆初时也没多想，觉得这个方案还算可行。可看到《越秀时报》、《士林》以及《工商时报》等报纸不约而同都在谈国法与帝王的关系，心中就是咯噔一响。
他忽然意识到，真要这么干，儒党和民人依旧不满意，因为邓小田还是得死。而贤党也不满意，因为李肆扰法，违背了他关于“国大于君”的承诺。同时工商也不满意，因为这意味着李肆向破坏规则的儒党和民人妥协。道党自然明白他的苦衷，可这般权衡，不符合道党关于“中庸”的治政原则，那就是循道而行，不偏不倚，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
众人沉默，是正在酝酿说辞，积蓄精神，准备在李肆驾前好好来一番争执，这就是李肆感受到的压力。原本这般情形，自十一位宰相的内阁初见雏形后，就已经屡见不鲜了。众人经常为部门调整、预算收支吵架，习惯了在李肆面前表露清楚立场，然后等着李肆圣心独裁，以统揽全局的胸怀和超前于形势的眼光作出评断。
但现在这事，李肆心中没了底，他还没做好准备。此事很容易偏题，话头一拐就到了贯穿人类历史的终极问题，贫富和阶级的冲突。他也不想在这个正要带着大家一起谋富贵的要紧关头，让贫富冲突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然后由此及上，来动摇他刚刚捏成雏形的国家。
见李肆也皱起了眉头，萧胜抢先道：“诸位该是还没思量好，那么先议我们枢密院的军费案吧……”
众人松了口气，这个话题的确有些麻烦，先扯扯淡吧，萧胜这话说得文绉绉的，其实就是要钱，要更多的钱。
萧胜一大岔，李肆心中一动，他隐隐有了个想法。
这时萧胜又开始重复之前他对李肆提到的新形势，这也是他急急赶回来的原因。他一直在负责东南前线事务，包括福建和台湾。这一年来，雍正是几乎放弃了福建，就丢给施世骠自己打理。得了便利的施世骠造快枪快船大炮，扩民勇练兵，牢牢守住了台湾府城，压得朱一贵和杜君英频频向英华求援。
但这都是小节，施世骠终究无力控制海疆，他依旧处于守势。可欧人一方有了异动，萧胜从私人途径得了不确定的消息，说去年康熙就跟洋人有密议。但来不及兑现就咽气了。现在欧人正跟已有“东南王”之称的施世骠联络，希望能履行这项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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