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汪士慎辩难的是三个教授，虽分别教进士、明法和明算三科，但也都是理儒转天道，然后再分的科，被汪士慎翻天印砸了一记，很快就镇定下来，拿住了这颗翻天印的另外一面。
“孔圣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还言，不患贫而患不安。请问先生，这安从何来？天地之变，水火之灾，家贼、夷狄、国仇，这都是不安。治不安，需聚人财物，由此成事。成事即有权，掌权者领袖，国由此来。人无家不得繁衍，人无国不得生息，官府本就是为仁人而存，何言官府为人世大害！？”
“三人为众，众有上下，天道分立，人各有职，职也分上下。害人之人，是迷于不义之利，害人之官府，也是大义不正，以权侵利，汪兄不能无视官府之利，也不能只谈官府之害，而不分这害之本源。”
“上古先人，茹毛饮血，不是不患寡，而是只有寡，自是唯重均平。而时势精进，人更近天，物产丰，商货盛，靠的是智巧力勤。我英华所倡天人之伦，尤重人人自利，何以自利？以劳得酬！如此即有多劳少劳，劳心劳力之分，大害更在不劳而获，如偷盗，如劫掠，如欺瞒，无官府，何以制害？”
三位教授从不同角度进行驳斥，四周不仅士子们点头，民人们也都在点头，没多少人觉得天下能少得了官府，区别只是好官府和坏官府。汪士慎说官府是天下大害，听那意思是不要官府，但凡有家业有恒产的，都不会赞同。
汪士慎没说话了，他以为是皇帝先让三人驳斥了他，再来处置他。以本心而言，他对圣道皇帝满心崇仰，这皇帝几乎就是个王莽，成功了的王莽，将旧天地豁然撕裂，还华夏朗朗青天。墨学能起，也是皇帝功业，他不愿再在皇帝面前争辩。
李肆却又催起来了：“汪士慎，你也是学贯中外的，岭南各家学院里都有《官府两论》和《利唯坦》等书，你也该读过，朕不信你眼里就只有官府之害。要想墨学大兴，光靠古墨是不够的，朕也不信，你就这么被他们辩倒了，继续……”
之前两方之争，其实只是立场之争。天道派以“持中”自居，不站在哪一方，当然，天道派实际多入仕途，都认为华夏正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官府必须承担引领华夏逐潮而进的重任，其实立场更多在官府一面。
而汪士慎倡墨，则是强调读书人该站在民人一边，自然要讲官府之害。
除开华夏先贤的论述，从欧罗巴传过来的一些书籍也专门论述了……国家也好，官府也好，反正都是政权的利害合一，这些书并没有在社会上广传，而是放在学院里，供士子们参考借鉴。
实际上这些书也难以在眼下的华夏获得广泛共鸣，毕竟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所谓的“语境”差得太多，再加上翻译者的自我理解，很多概念都有了偏差。
《利维坦》所持世界观，认为物质恒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物质存在的形式又是运动。英华翻译者一读，哟，这不就是咱们所说的上天自在，上天恒在，天道恒进么？偏差就从这里开始。霍布斯是谈物质，华夏是谈上天，这上天不仅包括物质，也包括人心。而霍布斯谈运动，华夏谈天道，天道不止有物质运动的规律，也有人类社会的规律。
《利维坦》再谈到国家的“契约意志”，基于两个立论，一是自然人“生而平等”，一是协力共存，因此才将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由其统治所有人。而英华的翻译者顺手就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用上了……
《利维坦》的核心思想是反对“君权神授”，反对教皇所握教会的世俗权力，为不列颠自立于欧罗巴，为不列颠国王君权自立于罗马教廷之外张目，这背景跟华夏历史就不搭调。
看得懂的都是老东西，看不懂的也不懂，即便这本书丢到大街上，怕也没多少人捡。
对满清理儒来说，这种论调自然是违了君臣纲常的“悖逆之言”，皇帝是君父，官府是父母，这是血缘关系，由不得你选择，说这君父，这父母是万民分割自有之权而成，难道你生父还是你这儿子生的！？
而在英华，《利维坦》又显得过时而且简单了。李肆称帝，以万民之约承天命，其实就已经勾勒出了契约论的轮廓。而后的《皇英君宪》，也更直接阐明了君权的权责义务，比《利唯坦》更清晰完整。之后李肆渐渐淡出政务，政事堂逐步接过相权，皇帝与官府又正在割裂，这也非《利维坦》所能描述的状况，毕竟不列颠那边君权一直都是有限的，霍布斯此书，甚至还是在呼吁加强君权。
这本书在英华的学院里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思潮，但大多数学子却都看过，重点还不是看官府的利害合一，而是觉得这分割个体，汇成一体的“契约意志”很新鲜，未尝不是“民心”和“大义”的细致解析。
官府的利害合一，华夏先贤也早有论述，只是大多数时候将君权跟官府混淆在一起。晚明黄宗羲谈君王乃天下之大害，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因此李肆不认为，汪瞎子在读过《利唯坦》后，思想还这么僵化守旧，他希望听到主张背后的思想根基。想要墨学进学院，光立旗帜还不行，得拿出真正的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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