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肆道：“法在官府，德在民间，这就是英华容天主教在民，容儒家在学，容报纸大开言路的原因啊。”
他看向汪士慎，言语满怀殷切：“汪士慎啊，你真要墨家再成显学，为何要来学院？为何非要英华另立一道？让现在道上行人全转过去？”
“墨家既志在扶弱，就该在民间寻弱者为何会弱的本源，去行扶弱实事，去查这大道是否有曲有偏。除了扶弱，让弱者自强，让非义而强的强者伏法，大家都成强者。而不是遇强除强，扶弱仍弱，天下尽弱，这难道不才是墨家之志么？”
李肆的话语字字敲在汪士慎心间，楞了片刻，猛然躬身长拜，他悟了。因这一悟，墨家与仁学乃至儒家是否再能合流，融出华夏新的民本主义，李肆觉得很值得期待。
至此，李肆言尽，士子和民人们高呼圣明，但这仅仅只是形式，而他们心中正翻腾着的波澜，已非“吾皇圣明”所能概括。从古至今，民人都如飘萍，无大义之根。圣贤虽言民如水君如舟，各方豪强虽举民心大旗，却都着落不到实际。
而李肆今日一言，终于让民人认识到自己的根基，性命、财产和尊严，是上天所许，即便皇帝也不能剥去。这当然无法一一对应现实，但却是他们的大义。你要说有什么差别，昔日小民被夺了这些东西，只能徒唤老天爷不公，而现在，大家就能明白，到底不公在哪里。因这明白，人心堤坝，就此推高一截，而英华的大义，也更为坚实难摧。
皇帝这番话被整理为《天许之权》，随后陆陆续续由各个渠道播传民间，民人看重的是自己之权，却不知道，当日皇帝还有一番话，只在淮扬学院对官员和士子们说。这些话没有广传，并不是有什么忌讳，而是从官府角度来谈问题，一般民人理解不了。
“江南白莲教案，松江府报说，各县多有借此案报复往日仇怨，打压士绅良民之迹，牵连者甚广。”
“广州织造公司勾结前江宁织造李煦，软硬兼施，逼江宁知府摊派织户工力，不仅《江南时报》等几家报纸被其收买，连督察院江南按察使都收钱遮掩，不是织户找韩都督申冤，刘总管查问，此事还浮不出水面。”
李肆开口就提到两桩大案，不仅涉及留用的江南本地官员，还涉及岭南工商和按察使这种级别的高官，众人心中都是惶然。
“汪瞎子说得没错，官府和工商之害渐起，将会越演越烈。要如何兴利驱害，就得从国体入手。某些人向朕进言，要高举屠刀，震慑人心。前明太祖已经干过了，效果如何呢？我们这一国，要建的是全新国体，朕这个皇帝，也是历代未有之君，就得另作思量。”
李肆转向务虚，让官员和士子们松了口长气。
“打天下和治天下，如作饼和分饼，只作饼不谈分，大家就不会出力，只分不作，这饼就不大，因此这作和分，从来都是一体的。”
“而我英华正处华夏三千年未有之变，相较之下，于国人而言，分饼更重于作饼。如何分饼，能令一国人心尽服，这就是开国之经制。不仅要适应眼下人心所向，也要考虑时势精进后的变化，饼大之后怎么分，也有饼小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官府既领天下事，首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朕看来，天下事纷繁杂乱，这饼大得已非人力能尽览，参与分饼的人也是一国各个阶层，官府想要亲力操持，确保分得公平，又留有足够的公利，即便官府下乡下村，这都难以做到。因此官府要学会卸责，就如将德治推向民间一样，不要事事插手，不要处处都当分饼人，只当分饼的主持人，重在监察就好，这也能让国民追责公平时，不会尽追官府。”
“那么监察之凭在哪里呢？如何分才算是公平呢？这就要说到法……”
“诸位切莫以为，天道之学贬斥法家，就是弃法。那是外儒内法之法，英华更重法。法如资本，都是上天生于人世，随人世而兴的怪兽。法聚人世之力，能制资本，但法的本质还在法权，不澄清法权，法不是空法，就是暴法，不仅制不了资本，反为资本所持。”
“什么是法权？那就是谁来定法，笼统地说，法即民意，但民意有时也是躁狂的，所以需要朕这个皇帝，需要官府，需要民间之士，一同来定。嗯……这个说得有些远，此事乃百年之功，不能急于一时，你们先不要记诸于文字。总之，朕之前立东西两院，行御史和给事中之事，就是先留下这个口子，容法权自长。”
最后李肆勉励士子：“学院乃养士之所，然则我英华文业之求是人人成士，因此各位千万莫以为，士与民相绝。诸位与旧日官僚，有绝大差别，不再是食皇恩，报君禄，而是求一国公利。眼下时势，一国经制，更仰赖诸位与朕一同开创，你们都是定新世的栋梁……”
众人齐声应诺，躬身长拜，脸上都闪着兴奋的光彩，山长刘大櫆更是一躬到底，起身时，眼中闪着振作自新的光亮。
李肆这番讲话被编作《权制论》，由翰林院充实后，成为各家学院的基础教材，和《天许之权》一同，将英华开国的治政理念和政府定位划出了清晰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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