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得不从货币的应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几个问题，详细的给侯侚指出来，也不单单是针对侯侚一个人，对于政治上面非常有追求的周延儒，温体仁和范景文，王承恩和曹化淳来说，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话，同样是字字珠玑！
自唐宋以来，“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流通中货币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补钱币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银主要用于贮藏。本质上并不适宜充当货币的谷帛长期与钱币并行，即使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属货币短缺。但由于钱重物轻，民间交易优先使用钱币，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强制推广代用货币。仅在唐朝，开元二十年（732年）和二十二年（734年）、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和八年曾先后多次下诏禁止交易只用钱币。宋朝则三令五申，并在边境设卡，严禁铜钱外流。宋代纸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硬币不足的困难，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元代虽然名义上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但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以来就一直使用不兑现纸币，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然而古代纸币制度终因其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在元末崩溃，明太祖虽发行了大明宝钞，但不久就名存实亡。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钱荒有增无减，对大宗交易所需的高价值交易媒介--白银需求增长则更快。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仅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铸钱，南京太仆寺甚至将大内旧铜器47万余斤也用于铸钱，并允许将前朝旧钱投入流通。罗掘至此，明初至万历初200年间铸钱数量也仅有1000万贯，而北宋除开国初期每年铸钱少于100万贯外，百余年间每年铸钱都在100万贯以上，熙宁六年（1073年）后每年铸钱竟达600万贯。商品经济发展与钱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形成的通货紧缩效应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使这一矛盾最终得以化解。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本质变化，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买中国商品，巨额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鸦片贸易兴起前夕。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400万比索。1571-1821年间，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亦有12、14之说）又转输中国。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国。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W.L.Schurz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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