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沉吟着道，“皇上，本来朝鲜的三万大军就已经令朝廷的补给捉襟见肘了，此时再调大军去朝鲜，不是补给更为艰难吗？而且，四国联军已经在两广横行，长此以往，会不会对大明的士气打击极大？”
虽然卢象升已经在措辞当中注意了，但是朱由检却还是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他容许自己底下人有其他的观点，但是对于一个将军想不通他这样做的用意，他不是很开心，这证明卢象升也就只配为将，不能为帅，毕竟跟杨嗣昌，陈新甲和陈奇瑜他们的水平相差一些。
朱由检转过身问身边的杨嗣昌，陈新甲和陈奇瑜，“你们三个人怎么看？也跟他是一样的看法吗？”
杨嗣昌因为父亲被斩首，而他却重新被皇上给重用，一点都没有怪皇上，不但是天下人都觉得皇上的气量大，而杨嗣昌和家人更是对皇帝感恩戴德，后世说杨嗣昌是奸臣，但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却不这么看。
杨嗣昌，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杨时芳为武陵名士，重视地方文化建设，曾自资在德山孤峰岭修建石塔和八方楼；父亲杨鹤，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诗文俱佳。杨嗣昌晚父六年，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因处乱世，杨嗣昌及其父亲杨鹤均以督兵著世。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步入仕途后，杨嗣昌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期间整饬军务，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曾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但因为国库吃紧，这项请求并没有得到批准。天启三年（1623年）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里。崇祯元年（1628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知兵闻名朝野。
崇祯皇帝朱由检称赞他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抵御后金入侵有功。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崇祯十年，农民起义席卷中原，他受命为兵部尚书，主持镇压起义，制定“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
在原本的历史当中，杨嗣昌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成为明末权倾一时的宰相式人物，武陵民间有“杨阁老”、“杨相”之称。是年冬天，清军三路大军第四度南侵，北京震动，崇祯皇帝战、和不定，杨嗣昌力主议和；但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遂率诸将分道出击，与清军战於庆都、真定（今河北望都、正定）等地。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掣肘象升，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崇祯急调洪承畴部北上勤王，剿寇策略遂功亏一篑。后李自成往河南发展。
崇祯十二年（1640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再起，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杨嗣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於太平县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县），史载“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巖谷死者无算。”
崇祯表示嘉许，有手谕曰：“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图”。但此时明朝官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多不用命，贺人龙与左良玉皆拥兵自重，不听使唤。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张献忠则宣称：“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嗣昌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写道：“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十四年（1642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一日夜驰三百里出四川，奇袭襄阳，初五日，在西门城楼杀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杨嗣昌追剿农民起义失败，忧惧交加，旧病复发，已病入膏肓，监军万元吉问他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返荆州，将谒惠邸。”王命阍者谢曰：“先生愿见寡人者请先朝襄王。嗣昌惭，乃缢。”
能为朕累到吐血，羞愤到上吊自尽，崇祯皇帝朱由检当然知道杨嗣昌是什么样的人，即便是有一些缺点，也只是因为生不逢时，杨嗣昌处处为朝廷，为朕着想，崇祯皇帝朱由检不想错过和杨嗣昌之间的君臣缘分，况且，虽然皇党建立多年了，基础工作已经做起来，但是高阶大臣，毕竟是需要资历和天赋的，经验非常重要，还是需要从原先的旧臣当中选拔人才。
杨嗣昌听见皇帝问起，正色道，“臣认为皇上的决策震烁古今，实乃得兵家之大成，大军南下的话，虽然能够得到江南的粮食供给，而大军发朝鲜，并不能得到粮食上的供给，却可以让所有的将士们都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异域他乡，不死战，皆等着饿死，必定死战，这是其一，臣猜想皇上下一步必定是在焚毁了全部日本战船之后出兵日本，死战则得粮食银钱，以战养战可成也。同时可以打掉日本人和建奴的勾结，断其后路，其联盟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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