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更加优秀的人物毛ZD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换句话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是他重大的疏忽。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在他看来，最大的罪行莫过于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着三处矛盾，其中之一是虽然他能够对敌手残忍地进行报复，并常常采用立即审讯及处决的办法，但他缺少彻底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种残酷的性格。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
吴铭转身离开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因为有事而离开，而是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资料仔细翻看起来。
“俊如，你出来吧！”蒋介石轻轻放下手里的资料，说道。
“是，委员长。”卫立煌从屏风后面转了出来。
卫立煌，汉族，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期曾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4师师长，第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十四军军长，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等职。
卫立煌将军是国民党军中的“五虎上将”之一。他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员起步入民主革命运动的浪潮，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走到了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的人生巅峰。这对于 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杂牌军将领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多见的奇迹。
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从滇西进行大反攻以来，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当美国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时。卫立煌大吃一惊，且愤怒异常。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远征军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侧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却似乎早已洞悉远征军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堵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 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来临，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势近乎自行瓦解。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坍。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害得失。他连夜招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的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著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面见蒋介石。
“俊如，对刘某人有何评价？”蒋介石指了指沙发，直接了当地问道。
卫立煌恭谨地坐了下来，思考着说道：“很有见地，敢说真话，但也不太好驾驭。”
“大概是在外国呆久了，受到了外国人言论行为的影响。”蒋介石垂下目光，幽幽地说道：“好在他是为党国效力，让他去昆明当教官吧，既能为党国培养人才，而且手里没有兵，也翻不出多大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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