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团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权、财；有权无财，这个权利就象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风浪一袭就会土崩瓦解；有财无权，犹如闹市中小孩怀抱着金娃娃，只会引来灾难。
大明末期，朝廷对内是有权无财，在李自成百万大军进京前，崇祯搜遍内库，连数十万两调兵费用也拿不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流寇逼近，对外却是有财无权，对于满人来说，大明的权威早已倒塌，偏偏民间又富有的很，每抢一次都能有数百万两银子的收益，比他们全族一年耕种所得还多，结果满人的胃口越养越大。
若是祟祯知道在他后面只有半壁江山的小朝廷皇帝一年多时间能挣下五百万两内孥银，恐怕眼珠子都会睁出来，王福却知道，无论是海关和银行的收入都远没有到顶，南宋时，同样是半避江山，每年朝廷收入在八千万贯以上，大明的税收即使在最高的时候也只有三千三百万石，这还是在永乐年间取得，到后来就每况愈下。
要说南宋时经济比大明还要发达，这有点不可思议，就算初期如此，到大明后期也不可能赶不上四五百年的宋朝，可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大明的税收反而愈来愈少，只能说国家的税收正策出了问题。
大明初期，朝廷除了正税收入外，茶、盐、铁、瓷、丝的专卖也是一大进项，这五项加起来，往往可以和正税相当，只是后来随着吏治腐败，专卖成为官员们上下其手捞钱的工具，田赋几乎成为朝廷收入的唯一来源，税收越来越窄，收上来的税自然也越来越少。
正是依靠商税，南宋的税收才远高于大明，可怜大明商税只有三十税一，就算这样，一年也有七八十万两银子的收入，到了祟祯时皇帝被忽悠的连三十税一也免除，这几十万两银子也就泡了汤，结果为了一年省下二十万两银子的开销，皇帝不得不裁减驿卒，连累李自成失业，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如果能够厘清吏治，茶、盐、铁、瓷、丝重新建立专卖，将商税扩大到十税一，加上海关，银行，朝廷一年的税收就是过亿两，王福也不会奇怪，可惜前面三项牵涉的人太多，贸然动作只会让地方混乱，在没有击败满人，重新统一全国前，王福不会去做，只能在心中想想而已，甚至这个想法王福都不会流露出去。
在皇长子诞生三天后，榆林贼被清军剿灭的消息终于传到王福的案头，在这条消息到达时，几乎在同时，另一条消息，丁鸣吾，周魁轩、张尧中三人攻下数座县城之事也送到王福案头。
这两条消息一喜一忧，义军的实力严格来说并没有减弱，丁鸣吾三人明显比任七，张七两人有进取心，而且对朝廷更加认同，不过，数万人就这么被屠戳，王福看得心中还是一阵气闷，忍不住用笔在张存仁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叉。
张存仁并不知道自己被大明皇帝判了死刑，将榆林贼剿灭后，他不免有些得意扬扬，只是丁鸣吾的起义等于在张存仁脸上扇了一个耳光，张存仁勃然大怒，新年刚过，马上率着从榆林撤出来的得胜之师向丁鸣吾、周魁轩、张尧中三人占据的蒙阴、寿张两县恶狠狠的扑来。
丁鸣吾并没有和张存仁正面迎战，说起来双方的兵力差不多，只是张存仁不但有一千多满人助阵，而且所属兵马都是正式的官军，丁鸣吾的上万义军中，只有刚开始的四百马军和二千步卒算是精锐，即使这些人和清军比起来也颇有不如，其余人马则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军队素质远远不如清军，武器更是五花八门，即使是守城也很难守住，在何超的建议下，三人放弃县城，率军遁入蒙山中。
东蒙为泰沂山脉系的一个分支，跨临沂市平邑、蒙阴、费县和沂南四县。主峰高达一千多米，山峰、深谷陡涧众多，素有“七十二主峰，三十六洞天，”之说，藏万把人根本找不到踪影，张存仁也只有望山兴叹，将下山的各条道路稳稳守住，想将丁鸣吾等人困死在山中。
只是整个大山绵延数百里，以张存仁的兵力，要想将蒙山的所有出口都守住根本不可能，依托着蒙山，丁鸣吾、周魁轩、张尧中三人率军频频出击，让张存仁的部下疲于奔命，叫苦不已。
令张存仁安慰的是官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蒙阴、寿张两座且城，这对于其他义军是一个威摄，一时山东各地的义军纷纷蛰伏，从表面上看，山东平静了许多，只是实际上只要满清压榨山东的政策不变，这种蛰伏只是暂时性的，一旦爆发出来，将会比以前更加猛烈。
莱州城下，十四门大炮正在发出震天般的轰鸣，炮弹不时砸在城墙上，每一击都是地动山摇，城墙上不时传来哗哗的砖石碎裂声，弹起来的砖石飞到半空中砸下来，将城头附近的义军砸得头破血流，甚至有人当场身亡。
义军伏在城垛下，大口大口的喘气，清军每一轮炮击，都要让城墙上的义军心惊胆战一番，清军的大炮虽然不多，可是足可以将城头的四门老式青铜炮压制的死死的，城墙上到处是坑坑洼洼，许多地方已经有不少裂隙，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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