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突骑施，虽然继承了相当一部分的西突厥遗产，但是动员两万大军且自付钱粮的入境助战，对突骑施而言也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负担。
此番圣驾亲征青海，西域诸胡遣兵助战者不乏，但像突骑施这样手笔豪迈的却仅此一家，甚至所动员的人马还超过了此番征战最主要的受益者青海国王慕容万，由此也可见其首领乌质勒对获得大唐朝廷的承认是多么的急迫。
突骑施出人出力，可以说是群胡表率，就这李潼还在心里算计着乌质勒将来的死法，也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西域方面，除了突骑施之外，昭武九姓诸国也都各有人员到场。只不过跟突骑施的兵强马壮相比，这些邦国的人员规模就相形见绌。
这倒也并非是因为昭武诸国怠慢唐皇征令，地理上的位置也决定了他们很难有效参与到大唐本土周边战事。
虽然玉门关以西泛称西域，但这个地理概念所代表的范围极大。突骑施等原突厥别部位处于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之间，而突骑施更是长期定居在安西核心地区的碎叶城附近。
而昭武诸国则就位于安西大都护府的西部，哪怕是地理位置最近的米国，距离四镇仍有上千里的直线距离。所以就算他们有心大举参战，也很难调度大部人马按期抵达陇右。
更不要说昭武诸国多数都是小国寡民的邦国政权，本身便并不以武力著称，与中原皇朝的互动还是以商贸为主。即便有什么军事上的配合，主要也只发生在西域当地。
不过昭武诸国既然以丝路商贸为主，其人员流动性也是极高。整个河西走廊处处都有昭武九姓族人活动并聚居痕迹，而九姓胡人也是长安商市最为活跃的胡商群体，甚至就连两京宫廷中都存在着众多的九姓胡人。
但也有一点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定居在西域的昭武九姓诸国虽然武功不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谁都能欺压一把。可是一旦离开乡土之后，这些昭武诸胡往往都颇有表现。终结大唐盛世的安禄山不必多说，早在开元年间，便有内附的粟特胡人康待宾作乱于河曲之地。
若再向上追溯，五胡乱华时期的后赵羯胡政权，本身也是出身西域的粟特杂胡，被当时的匈奴人作为战争奴隶裹挟动迁，将中原大地践踏得遍地狼烟。如今昭武诸国中的石国，与五胡中的羯胡便属同源。
如今昭武诸国响应朝廷征令，其参与助战的方式也都充满了商贾特色。他们直接派遣助战的人马并不多，哪怕就连其中实力最强的康国，也仅仅只从国中派遣了百员甲力，还主要是充当其国王子卫队。
但昭武诸国所提供的总兵力却是不少，足足有五千人之多。这是因为他们各自使者直接在东行沿途与陇右当地一路招募杂胡丁壮，竟也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小的仆从军。
昭武诸国虽然武力不强，但因地当丝路要道，是东西大陆商贸交流的中心所在，一个个都富得流油，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便不是问题。
他们不只大使钱财、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雇佣军，而且这支雇佣军的武装水平还不低，几乎人人刀甲配齐、战马有备。这在凡所参战的诸胡仆从军当中，都是第一流的武备水平。
除此之外，昭武诸国还向大唐进献大宛良驹两千匹。更不要说圣人眼下身处的这座大帐，昭武诸国也是主要的出资人。
了解到这些之后，李潼对昭武诸国的使者们态度也都和睦友好、勉励有加。而昭武诸国殷勤有加的态度，也让李潼嗅到了一丝时代变革的脉络气息。
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特别是对于商业为本、锱铢必较的昭武诸国而言，他们任何的言行举动，必然都有其确切的行为目的。
昭武诸国远在西域，与大唐之间虽然保持着臣属与宗主的关系，但由于地理距离的缘故，这一份宗藩关系整体上的约束性并不强烈。起码不像突骑施那样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要获得大唐朝廷的认可与扶植。
本身的依附性已经不够强，仅仅只凭大唐过往岁月中在西域所积累下来的威名，并不足以让这些邦国对大唐的征令如此态度热切的响应。这些邦国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有着其他的原因与诉求。
李潼因有来自后世的记忆，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自然也就有着超出当下这个时代的视野角度。若视角不再只局限于大唐的国运兴衰，当下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格局的一次大变革。
吐蕃的崛起，使得高原政权史无前例的走下高原，并强势的向西域进行渗透，与大唐之间围绕西域的霸权进行一系列的斗争，非但不落下风，有的时候甚至还占尽优势。
如果说吐蕃的强大还是一个区域性的势力更迭问题，那么大食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无疑要更加的广阔与深远。
早在几十年前，强势崛起的大食便消灭了波斯的萨珊王朝，在经过多年消化之后，继续向外扩张已经具有了战略上的可行性。
昭武诸国地当东西交流的中心，又以商贸为其根本，对于大陆势力格局的变化感知自然也就颇为敏锐。所以这一次如此热情参战，除了希望大唐能够重新将吐蕃的势力封锁回高原上之外，应该也有希望大唐对西域局势投以更多关注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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