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多逊一案，可以说是大汉建国以来第一大案，其影响之大，牵涉之深，株连之广，不是以往任何一案所能比拟的。
从六月到七月，一直到进入八月，整桩案件还没有完全结束，仅仅卢多逊所涉大小罪行，就调查了近两月，为此，辛仲甫还成立了一个“临时调查组”，专事核查。
而两个月下，卢多逊外，朝廷内外，从政事堂到都察院，从京城到地方，从西北到东南，牵连在内的官员职吏，就达573人，这还是在太子尽量周旋维护，不欲扩大化的情况下。
否则，按照卢多逊的关系网一层一层地查下去，还不知要牵涉到多少人。哪怕只局限在数百人内，情况的复杂程度，也是以往任何一桩案件比不了的。
若是搞一刀切，事情倒是好办，但是，太子殿下又在上头盯着，要求凡事调查清楚，要有据可查，根据涉案深浅、罪行轻重判罚，尽量避免冤屈，这可让辛仲甫等人差点没把头发熬白。
所有人牵连到的人，都先行批捕收押，而后一一甄别，依法处置。其中，基本是跟着卢多逊履历走的，除京城外，河西与两浙，就是重灾区，尤其是河西。
经营有多久，根基有多深，清算起来的规模就有多大。尤其在河西案的调查同步展开之际，两案并查，两种影响同时施加在河西，对于河西军政的影响，可想而知。
到八月，河西的军政官员，被拿下了三成，换了三成，卢多逊的势力党羽几乎被连根拔起，留下的自然是一个烂摊子，整个河西军政，瘫痪倒不至于，但是人人自危。
官场上一片风声鹤唳，民间自然也难免压抑，也就是西北驻军在赵王的刘昉的指挥下，正在进行剿匪治安的军事行动，倒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叛贼逆党趁机作乱。
如果仅靠朝廷正常的司法体系，想要针对如此众多的官员、成百上千的案件，进行细致高效的处理，显然是力有不逮的。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皇城司与武德司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其中，哪怕只是做一些情报支持，帮忙搜罗证据。
而有这两司的参与，就意味着事情的重大，案件发展的不可控，也让许多人再度提起了对“特务政治”的警惕与恐惧。
为了顾忌影响，也为避免一些祸端，皇城、武德这两司，其权势始终被刘皇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年，也很少干涉到朝廷司法，至少在明面上，除非是威胁到皇权、威胁到帝国的重大案件，他们是没有批捕、审讯之权的。
但这一回，就显得有些不知收敛了，哪怕拿着刘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这也是让大臣们尤其忌惮。
其中，表现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武德使王寅武。他本就不在意在朝中的风评，也不顾忌那些朝臣的嫉恨，因此，在对卢多逊党羽的清算中，他是把武德司全部的能力都发挥出来了。
当初与卢多逊关系有多亲密，背反起来，就有多狠。毕竟，卢多逊下狱之后，满朝之中，最恐惧的，就是王寅武了，其他人或许难明背后的曲折，他可知道卢多逊倒台的根本原因，因此，焉能不卖力，他必须不惜一切，向刘皇帝表明忠心能力，以保住项上人头，保住手中的权力富贵。
“卢案”的影响，也显然不只局限于涉案官员，或许卢多逊刚刚下狱时，喜悦好奇者居多，甚至有不少跟着落尽下石，痛打落水狗。
但是，随着影响发酵，牵连的深广，随着一位位官员，一个个同僚，被刑部抑或武德司的人带走，那种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心理也渐渐消失了，剩下的，大抵只有小心畏惧，生怕牵连到自己。
因此，在“卢案”轰轰烈烈的调查过程中，大汉的官僚们，都前所未有的安分守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谁都看出来了，刘皇帝这次是来真的。
甚至于，对家族子弟包括仆人，都极其严厉地约束，毕竟，治家不严、纵容是非，也是足以批捕侦讯的理由。
初期，还有不少人进谏发言，后来，满朝寂然，大部分人，话都不敢乱说了，只是默默尽着职守，期待着没有厄运与麻烦加身，每日能够安然回府，就能庆幸了，庆幸熬过了一天。
平日里的交际串门，也大幅度减少，官僚之间的聚会，在这两月间几乎绝迹，东京城内的花街柳巷，勾栏画舫，少了一大批客源。
朝廷上下，从未如此清明过，清正之风，也着实有许多年没让人感受这般深刻了......
在七月的时候，眼瞧着株连压也压不住地扩大，被拿下的官员越来越多，对人心惶惶的现状感到忧虑的太子刘旸再度向刘皇帝建议，希望能稍加限制，不要无限度地牵连。
对此，父子俩又展开了一番谈话，刘皇帝的态度很坚定，立场很鲜明。在刘皇帝看来，那并不是株连，而是清创，是大汉吏治的又一次整风。
即便没有卢多逊，刘皇帝也会另找由头，进行一番整治，把他看不顺眼，把那些不好的风气，把朝廷中氤氲的腐朽堕落气息驱散一下。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大汉朝廷的一次考验，是对大汉官僚们的一次考核，大汉帝国从成立开始，逐步发展到如今的庞然大物，一路经历了多少风雨曲折，冲破了多少艰难险阻，还没有那么脆弱，不至于一点波折都经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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