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废除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百司职务，君主集权扩大，君意即国意。
但实际上，自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明朝皇帝都属于很懒的那种，让皇帝行宰相之职，批阅上呈的所有奏本，作出答复，根本就不现实。于是成祖朱棣设立的内阁制度，成为对君权的一种很好的补充。
明朝以前，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设立内阁后，永乐皇帝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则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明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
随后的天顺、正统年间，内阁实际上已经掌管六部，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在此期间，内阁大学士的票拟，十有八九会为皇帝采纳，就算偶有驳回，在经过修改之后还是能秉承上意，获得施行。
皇帝直接决定的奏本少之又少，即便在当前号称盛世的弘治朝，也是如此。
眼下的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皇帝平日遇事不决，均与三人商议，甚至不称名字，直接以“先生”相称，更是对三人赏赐蟒衣，对三人隆宠可见一斑。
这次弘治皇帝钦命李东阳勘察礼部会试鬻题案，李东阳很懂得把握弘治皇帝的心态，也懂得如何平息舆论。
士子们不过是受了一些人挑拨，要跟朝廷闹，说什么程敏政鬻题给唐寅、徐经，这事儿好办，我把本取了贡士的唐寅和徐经给刷下去，说他二人并不在录取之列，所谓鬻题就是空穴来风。
不过谢迁知道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宾之如此，怕是才非所用，国无栋梁。”
都穆因为成为鬻题案的目击证人，就递补了唐寅和徐经的贡士位，为朝廷所用，而如今徐经、唐寅牵扯鬻题案尚且查无实证，就未审先判，本不合朝廷的法度。
不过刘健对于李东阳的决定却很支持。刘健比李东阳、谢迁年长十几岁，求的是一个政局平稳，既然李东阳的方法能很快平息舆论，刘健自然选择无条件支持。
至于实情如何，似乎已不太重要。
三月初二，礼部会试放榜，李东阳在开卷后又经过几天调查，准备于三月初七上奏弘治皇帝，将此案的调查处理意见上报，连奏折他都已经写好了：
“日前给事中华昹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闻。”
在李东阳看来，程敏政是否鬻题已不重要，重点是要向天下人表明，就算鬻题案真的发生，也未影响到这次礼部会试的公正性，因为徐经和唐寅都没录取，既如此士子还闹个什么劲儿？
还是老老实实回乡备考，等三年以后再来吧！
可就在三月初二放榜结束后的这几天，舆论又开始把鬻题案往新科会元沈溪身上牵扯，认为鬻题案真正的获益者不是徐经和唐寅，而是沈溪。否则以那些饱学几十年的儒者都对“四子造诣”考题无法作答，他一个年轻后生如何能做的出来？
结果才几天，到两人三月初五，言官风闻言事的奏本已传到了内阁。
棘手，真的是很棘手。
李东阳把自己已经拟好的奏本拿出来，给刘健和谢迁二人看过，再将言官上呈的几份奏本依次排列开来。
奏本的调子基本一致，认为朝廷取士不公，居然令年少如福建沈溪这样的狂妄后生录取，而令那些真正饱学之士榜上无名，虽然沈溪并未亲自去拜见过程敏政，但有人把福建众多举子去拜见程敏政的事拿出来说，同时也指出，或者是这些人将泄露的考题告知于沈溪，让沈溪提前有所准备。
“宾之怎么看？”
刘健把奏本依次翻阅过，眯着眼打量李东阳。
毕竟李东阳才是皇帝钦命的办案大臣，刘健虽为首辅，但在这件事上他只能让李东阳来做决定，并不好牵扯进去。
李东阳叹道：“杏榜发榜前夜，我亲自去见了沈溪、伦文叙、孙绪三名举子，特意考察过他三人才学，所见所闻，并非如上奏所言。”
谢迁在一旁饶有兴致地问道：“如此说来，这十三岁的沈溪，的确有过人的才学咯？”
李东阳微微点头，当下将那晚发生的事大致说了一遍，包括沈溪能将礼部会试考卷文章一字不落背默而出，而后是背《默庵集》，以及伦文叙和孙绪二人的会试文章，同样是背诵得只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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