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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已经过黄河正向京师逼近的消息不胫而走，汴梁城里一片慌乱景象，许多权贵人家开始张罗着离开东京避难，普通百姓则人心惶惶，忧心忡忡，不知所措。
赵桓在下令处罚了擅自离京出逃的朱勔、王黼和李彦之后，又颁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命：任命吴敏知枢密院事，任命唐恪为吏部尚书，任命李梲为同知枢密院事，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任命何栗为御史中丞，等等。
同日，朝廷安排有关人员在汴梁城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小榜，招募敢勇死士，组成先锋敢死队。
百姓纷纷响应，积极报名参加。
还有一些来自沦陷区的公职人员以及溃散的军兵，也纷纷前来应募，以期雪耻报仇。
甚至，许多富豪之家也散榜说，他们要自备钱米，招募敢战之士助国抗敌，守卫京师。
总之，民间的抵抗意志还是很强的。
不过没用，因为朝中的大臣，大多都不想打这仗，就连赵桓的几个宰执都是极力避战。
白时中、张邦昌认为，金军来势汹汹，而且目标很明确，就是朝着汴梁城而来，而京师内的守城力量不足，勤王之师又不知道何时才能到来，所以，他们力劝赵桓出城避战，南幸襄阳或者西幸洛阳。
赵桓本人对于是守城还是出城，顾虑重重，患得患失——他觉得，出城去襄阳或者洛阳吧，那边又没有可靠的人做依托，又怕路途上生变，而且还要背负弃宗族和京城百姓的骂名，而留在汴梁城里，身旁可用之臣很多，皇威也可以得到维护，可是，他又怕汴梁城失守，社稷沦丧于自己手中。
就在赵桓这种患得患失之下，金军来到了东京，赵桓也再没有了逃跑的可能。
赵桓只能任命一直主战的李纲为尚书右丞，并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权主持抗金军事指挥，曹曚副之，让他们将指挥机关设置于大晟府内，由他们自行辟置官属，赐银钱各百万，赐朝议、武功大夫以下以及将校官诰宣贴三千道，允许便宜从事。
李纲领命，随即招募武勇之人抗金，并暂不追究梁方平、何灌的不战而丢黄河天险之责让他们带领衙内军进城协防，然后下令全城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面开展备战，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凡是防守所需之器械，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最终，李纲得兵四万，然后将他们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并建立了统制、统领、将领、队将等组织体系，每天进行军事训练，以提高其军事素质和战斗力。
李纲安排前军驻扎在通津门外，以保护城内粮仓。
此时，汴梁城的仓库里有豆粟四十余万石，后来勤王之师集结于东京城外，多亏有这批粮食做军粮。
后军驻扎在朝阳门外，控制樊家冈一带较浅的濠河，使敌人骑兵不敢接近城墙。
而左、右、中军都驻扎在城中，作为战略预备队，以备缓急之用。
汴梁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
城防工事主要分布在外城，而且修筑得很坚固。
外城共有城门十四座，其中水门七座。
每座城门口都设置有圆形或方形的瓮城，以加强城门入口的防护。
瓮城上设有战棚，供守城士兵防御和休息之用。
外城城墙每隔六七十步设有一座马面，马面突出于城墙之外，可以交叉射击，保护城墙不受敌军破坏。
大约每隔二百米设有一座库房，内藏各种武器和军需品。
为加强城防，还在外城周围还开挖了一条护城河，河两岸栽有榆树柳树——这也能给攻城敌军构成不小的障碍。
可以说，汴梁城之坚，天下少有，凭城中的四万军、百万多民，足够的粮食和物资，宋军只要一心坚守，金军绝不可能攻下汴梁城。
金军渡过氾水之后，击鼓而壮行，浩浩荡荡，气势震天，大队骑兵劲旅朝着汴梁城奔袭而来。
赵桓得知此消息之后，为应对非常之变，对领导机构作了调整——首先撤销李纲亲征行营使一职，改任李纲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接着免去白时中太宰职务，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为少宰兼中书侍郎，赵野为门下侍郎，王孝迪为中书侍郎，蔡懋为尚书左丞、同知枢密院事，吴敏继续担任枢密院使，耿南仲由签书枢密院事升迁为尚书左丞。
同时，赵桓向全国诸路各派出一名身边内侍，让他们代表朝廷督促诸路帅臣赶紧率勤王之兵入京增援。
正月初七，完颜宗望率金军骑兵到达汴梁城外。
不过——
金军并没有立刻展开攻城，而是直奔京城西北郊而去，然后抢占了牟驼冈，并在那里安营扎寨。
这牟驼冈乃北宋天驷监（即养马的一个地方）。
此时，牟驼冈养有两万余匹战马，库房里的粮草饲料更是堆积如山。
而且，牟驼冈地势险峻，三面环水，如同沙洲，背靠雾泽陂可作屏障，占据此地，易守而难攻。
抢占牟驼冈，很显然是郭药师建议并带路的。
几年前，郭药师来东京觐见赵佶时，赵佶曾安排人陪郭药师在此打过几场马球，所以郭药师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金军占据此地可谓一举两得，一得地利，二得军需，为即将进行的攻城战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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