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容光焕发的黄道舟健步如飞进了家门，又有好事了。
今天燃料公司和物资局派了两个同志跟黄道舟谈心，找祝厂长和几个老同志了解情况。
他们是来解决黄道舟的工龄脱节问题。
摘了帽子后的黄道舟一直在写信要求上级领导解决历史问题，还写了反应材料交给信访办。
可惜都如同石沉大海，他已经不抱希望了，谁知柳暗花明。
单位承认了以前的工龄跟利益息息相关，黄道舟就不会比同龄人低两级工资，说不定还能补发一些，妥妥的是飞来横财。
黄瀚听到了这个跟原本轨迹根本不相符的喜讯后，乐滋滋道：
“爸爸，我建议你继续采用小龙虾拉关系，燃料公司、物资局的相关干部，你都可以登门送上一大盆小龙虾。”
有可能瞧见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黄道舟的思想转变得很快，他已经不说类似于“干嘛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那种话，而是点头答应。
想了想，他还觉得不放心，道：“仅仅送小龙虾恐怕不够，我认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领导，还要送些礼才行。”
黄瀚笑嘻嘻道：“爸爸，你先送小龙虾把关系接上，过不了几天我家就有很特别的东西让你拿去送礼。”
这个时代送礼其实很简单，价值三五块钱的东西就是大礼，比如说送一条“沪城大前门”香烟，不算烟票的价值，也就是三块六毛钱而已。
送两瓶“洋河敦煌大曲”不算酒票值多少钱，花费三块四毛六分。
但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没钱的情况下，百分之十几二十的月工资拿出来买东西送礼，家里的日子肯定要受到影响。
都说改革开放后贪腐的官员多了，很大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家都穷，几乎是一个有钱的都没有，想要贪污受贿也没几家送得起！
黄道舟好奇怪，问道：“家里？家里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你该不是又琢磨着去捉鳖？”
“嘻嘻，捉鳖完全靠运气，哪里能算数！妈妈，你来告诉爸爸吧！”
张芳芬聪明着呢！她当然知道儿子想用“双肩包”做礼品，乐呵呵道：“几个领导家里都有上学堂的孩子对不对？”
“嗯啊！家家都有孩子上学。”
张芳芬拿起黄瀚做的那只五颜六色的“双肩包”道：“我准备用‘劳动布’做这个给你拿去送礼。”
“哎呦喂！这可太好了？可是家里的布票够吗？”
“用不着布票，你明天去‘东方红布厂’买十捆‘劳动布’布头，黄瀚已经跟人家说好了，一块钱一捆。”
“用‘劳动布’布头做？哈哈，芳芬，你太聪明了！咦，不对呀！黄瀚跟人家说好了？他跟谁说好了？这么大的事，人家会听一个孩子的？”
这年头花十块钱购买十捆布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交易，要知道十块钱能够买二十斤猪头肉呢，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这么大的事，确实不应该是一个十一虚岁的孩子跟人家随便说说，人家就答应。
黄瀚的小时候，小伙伴们经常说：“你信不信，如果不信我们打赌，赌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在那时的孩子眼中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连看都不可能看得到，更加不用说能够拥有，过年如果得到两块钱压岁钱，那绝对是土豪级出手。
黄瀚十岁左右时得到的压岁钱基本上都是一家长辈给二毛，即便如此也不会有支配权，总是会被张芳芬收缴。
理由很简单，收多少压岁钱就得包多少压岁钱给人家的孩子，最后的结果就是黄瀚的口袋里只有张芳芬给的两毛钱而已。
往往黄瀚的这二毛钱都会用来买一本连环画，为此不知消耗多少脑细胞。
为什么会这样啊？原因很简单，东大街新华书店里的连环画太多，黄瀚口袋里的钱太少只够买一本，不反反复复想清楚了，没有后悔药吃。
为了打消黄道舟的顾虑，黄瀚耐心解释道：“爸爸，这些天你应该经常瞧见张春梅的妈妈对不对。”
“嗯！”
“她在‘东方红布厂’财务科当干部，你明天去‘东方红布厂’，被传达室看门的拦住时就说是跟财务科张科长约好了……”
黄道舟恍然大悟，他这几天几乎天天看见张春梅母女，认为黄瀚跟张春梅应该是好朋友，请她的妈妈帮着买到布头顺理成章。
“没想到张春梅妈妈是‘东方红布厂’的干部，太好了，有了这层关系，以后不仅仅可以找她买布头，还可以买些次品布，次品布便宜还不需要布票。”
“爸爸真厉害，知道举一反三，关系就是这个样子，交往多了就会有。”
这回黄道舟没有说“能得你！”，而是点点头道：“确实是这样，这几天上班，我总觉得有不少同事主动跟我亲近。”
“爸爸，我建议你明天找个蹬三轮的把布头运回来。”
“用不着，估摸着得花七八毛甚至于一块钱，没有必要，我明天去厂里借一辆板车绑在自行车后面带回来。”
“爸爸，找人家运就用不着你扛着装车了，推板车多累呀！何苦省这一点点钱？”
“一捆布头能有多重？至多三四十斤，记住了，不管有钱没钱，能省则省。咱们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黄瀚决定不再废话，因为父母的性格就是如此，勤俭节约习惯了，即便在以后黄瀚的经济条件已经用不着算日常耗用，张芳芬依旧不肯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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