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锋所犯的罪过，无论是从国法和军纪上哪个来讲，其都是死路一条。而让赵昺更为失望的是其还不知死，不仅在得到自己的警告后，即没有来‘自首请罪’，也没有收手。在大战之后清扫战场时，还擅自截留战利品，将不少财物收入他的囊中。且暗地里居然笑话自己不知享受，身为皇帝每日四处征战，吃不好，睡不好，还不若自己做个地方大吏，好吃好喝，钱财不缺。
如今革命尚未成功，其不仅丧失了进取之心，还滋生了享乐之心。仅此一点赵昺觉得此人已经不可再用，也不能再留，且要借其人头来杀一儆百。他心里十分明白在琼州窝了这么多年，过去见识过江南花花世界的人不免会蠢蠢欲动，而头次看到的亦很容易深陷其中，以为苦了这么多年也应该享受一下了。若这种思想蔓延开来是很危险的，将毁掉自己的复国大业。
自从赵昺入主帅府直至登基到今天，处决了不少违反国法、军纪的官员，而让他动了杀机的高级官员秦林锋还是头一个。而大宋的祖宗家法一直秉承着少杀的原则，尤其是高级武官极少因为贪污被处以极刑的，不过他难以容忍这种腐化的官员存在，让其恣意侵蚀国家的肌体。但是杀一个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追随自己的部下，且为立足琼州，开创根据地的有功之臣还是让他很是痛心。
赵昺一向是算盘打得精，喜欢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今不论是说杀鸡儆猴，还是要杀一儆百，皆是要以此警示全军，那么就需要将其明正典刑，让天下人皆知贪腐就是这个下场。即便其身居高位也没有贪腐的特权，难逃国法、军纪的惩处，问题是难也就难在这里。
秦林锋沉浸闽广地区多年，不仅在威胜军中一手遮天，且在地方上的势力也是盘根错节。采用暗杀或是秘密处决的方式，再以暴毙为由宣布其死亡引发的动荡最小，那么这种不明不白的做法就无法起到警示作用，也难以追缴其贪污所得，如此一来即便有人知道其死因也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反而会让一些人产生‘死了我一个，幸福好几代’的想法。
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赵昺琢磨出来的，而是借鉴于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雍正。其前任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严峻的形势下，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清理积欠、诛杀贪官，都是势在必行。但他的反腐措施并不仅此，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更为彻底的措施。
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他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的。
由此看来贪官们不仅只是死路一条，而是连死路一条都没有，其的政策就是：死了也不放过他。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务必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也可见当时官场上对这个刻薄皇帝的怨毒之深。
赵昺作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按照现代法治的观念，这都是不对的。但是他也清楚自己接手的江南早在亡国之前就是已经贪腐成风了，又经历了蒙元十年的掠夺，官场早已经烂透了，且形成了不以贪污为耻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赵昺清楚乱世只有用重典，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那么秦林锋将作为一个典型用以警示后人，也许他一个人的脑袋掉了，就可以让世人引以为戒，不知道多少人可以因此有所收敛而保住脑袋。
赵昺虽然下定了要杀秦林锋的决心，且要重组威胜军，并做好了响应的布置。可他也知道这事儿最好自己不要动手，免得落下诛杀‘功臣’，打击异己的名声。如此虽然有即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但在这正是用人之际还是要爱惜自己羽毛的，得了那么个恶名谁还敢跟着自己打天下。
而自己不出手，必然就要有他人动手。赵昺就想到了文天祥，其是朝廷右相，位高权重，当下又主持西路战事，威胜军正在其统领之下，由其出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合适的人选。且自己又不是让他诛杀功臣，那秦林锋的罪行都是铁板钉钉儿的事实，让他当打手主持此事不但不会落下恶名，反而有益于提高其威望，坐实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铁血宰相之名……
“陛下，臣以为此事应当机立断，及早处置以免生变！”文天祥思索良久，才抬头肃然道。
“嗯，朕也深以为是。”赵昺重重点点头道，“秦林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已经不是一日半日，其利用权力与蒙元做生意，难保不会与敌勾结。当今我军刚刚收复鄂州，威胜军又布置在前沿，朕真的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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