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可以发现，唐时大理寺的权力被分割了，但是职权更加细化与完善，在司法审判工作中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了，死刑案件等重大司法案件是需要上奏皇帝决定的，皇帝掌握最终解释权。唐代以大理寺为代表的三司制度已经比较完善
到了宋代，刑部的职权范围更加扩大，不再只做司法行政工作，而是直接复核大理寺审理的案件，又给大理寺的司法活动增加了一层限制，平衡了三法司的权力，而宋时又增加了一个司法机关——审刑院。
审刑院是宋朝初期就设立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享有部分的审判权。审刑院也称“宫中审刑院”。它的设立是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司法领域采取的措施。其的职权原来都属于大理寺和刑部，剥夺了这两个司法机构的权利，目的也是为了加强对这两个司法机关的监督。
审刑院长官为知院事，需要奏报皇帝的各种案件，先由大理寺审理，再报到审刑院复核，由知院事和其他属官商议，定出处理意见再由中书呈报皇帝决断。而赵昺最初是想实施司法独立，以刑部负责侦办案件，并进行初审。再以大理寺对案件进行复审，而已审刑院对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进行监督。
但是赵昺想想又放弃了，因为他以为在封建体制，以人治为根本的社会下实现司法独立很难，且这三个部门都存在着被裁撤的风险，而时时面临生存危机的机构，你让它能安心办事也是很难的。
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大理寺在元代的变化则更加明显，由于当时中央行政架构与唐宋时期大有不同，中书省、枢密院、宣政院等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行政工作，大理寺一度被取消或并入刑部当中，即便后来复设大理寺，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中央审判机关来对待了，大理寺面临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危险。
明朝虽然重建大理寺制度，但是大理寺的职权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推翻元廷后，朱元璋重设“三法司”，并下诏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等衙门于南京太平门之外。他直接让大理寺卿的级别升至正三品，掌管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
也就是说与刑部的职权调了位置，让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与宋代刚好相反。而且在洪武年间，大理寺一会儿被改成磨勘司，一会儿直接取消设置，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是在将大理寺的司法职权进一步分割到刑部等其他部门之中，以便于加强皇权。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巩固了大理寺的设置。在迁都北京后，南京也留下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朝廷机构，因而成祖在北京和南京都设置了左右两寺，分别设寺正一员，评事二员，以协助大理寺卿进行工作。从此之后，大理寺正式变成负责复核案件、平反冤狱的司法机关。
明代的“三法司会审”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唐朝的御史台变成了都察院，刑部、都察院主要负责初审案件，大理寺主要负责复审案件。十分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在三法司的基础上会同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共同会审，谓之“圆审”，也称“九卿会审”。
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司法体系，创设了秋审、朝审等制度，让大理寺参与，不过大理寺的职权和明朝基本无二，只是品级降为正四品。到了清末光绪年，受维新运动影响，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大理院正卿品级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品。但清朝气数已尽，不待司法改革开始便灭亡了，大理寺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人治为政治主体的封建社会，赵昺以为别说一步到位的推进到法治社会，就是后世法治依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基于这种判断，他以为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环境之下，几个司法机构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而法治是维持社会和谐及保证制度延续的重要措施，赵昺也只能走曲线救国的方法，将三个司法机构分别划入三个主体部门。这样即便以后发生变故，因为各方为了平衡权力，也会极力保护手中的这个重要部门，避免在朝争中被裁撤。
尽管这个方法很龌龊，但是赵昺也很无奈，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总需要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甚至会十分漫长和艰难。但终归要有人去做，赵昺此刻就是迈出的第一步，他不敢保证成功，只希望给后人留下一条路，甚至也许只是一个想法，那就足矣了……
赵昺花了一天的时间将自己的构思形成了文案，当然这也只是初稿，还很笼统，需要大量的细节去填充，或是做出修改。不过这也是他有意为之，他不能一下子将所有底牌亮出来，也要给其他人留有发挥的余地，以便在讨论中获得主动，哪怕是妥协。
至于关于内廷的设置和权力，赵昺有了思路，却并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透露过多。但这个话题最后还是绕不过去的，他打算将此作为底牌，以此来控场。一旦局势失控，他就可以通过加强内廷的力量对外朝实施打压，收回部分权力；若是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并在些问题上做出妥协，那么他也不在乎放弃些原有的权力，归于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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