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川事无巨细，烂事一箩筐。
周小山回到永州，倒不是巴中没有事务了。
毕竟大洋彼岸的很多事情，永州和巴中都一样遥控。
他回永州，是因为陈嘉庚先生来了。
他带着南洋好几个国家的华侨团体领袖来了。
周小山前世和很多人一样，对海外华人支援抗战群里这个事情，印象是模糊的。
真正打起仗来，才发现这个群体对抗战如此重要。
抗战头三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华侨汇回国的各种捐款就达到20亿国币，平均每月6000万元，占当时全国军费开支的85%！
“九·一八”事变后，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迅速建立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支持祖国抗战。
1931年9月24日，三藩市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掀起抗日热潮。
1933年4月24日，纽约成立了华侨衣馆联合会，决心把支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作为己任。
1936年1月19日，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
1937年8月21日，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成立，属下47个分会，遍布全美大、中、小城市。
1938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成立南洋华侨赈灾祖国难民总会……
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全球共有各类华侨社团3900余个，其中专事抗日工作的救国团体达900余个，其他类型的社团也大抵以抗日救国为职志。
“九一八”事变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侨胞采取各种形式为祖国捐款，其中印尼华侨捐款国币60万元、毫银6万元、荷印币21万盾汇回祖国。
“一·二八”事变时，十九路军收到的1068万元捐款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单单印尼一家叫做三宝垄华侨救国后援会的组织就汇寄来银元57000多两，国币7万多元。
全面抗战开始后，南洋侨胞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共推陈嘉庚任主席，统一领导南洋各国对祖国捐赠款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各地华侨向国内汇款平均每月达2500万元。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仅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交给国民政府的捐款数就有4亿元左右，相当于当时抗战经费的三分之一。
捐款是最直接支援抗战的方式，海外华侨同时还认购国债。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发行过多期国债，其中第一期救国公债就达5亿元。
购买者半数以上为海外侨胞。
其中，缅甸专门成立了150人的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部分侨商变卖了仰光安溪会馆、南安工等会所产业购买救国公债。
抗战胜利后，这批国债不少并没有兑现。
有学者统计，1937至1939年间华侨购买国债达11亿元，占这段时期发行国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侨汇是华侨汇给国内亲人用以保障日常生活的赡养费。
侨汇的数额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分水岭，之前平均每年约3亿元左右，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华侨亲人退入后方，侨汇数额剧增，1938年6亿元，1939年约12亿元，1940年15亿元，1941年约20亿元。
要知道这时候国民政府政府发行的法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这些侨汇所发挥的作用比其实际价值更大。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收入，既弥补了中国的贸易逆差，还被作为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稳定战时经济的作用。
1941年1月初，孔祥熙在《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一文中说：“我国抗战已三年有半，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他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海外华侨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
就这样一批的财神爷。
国民政府那帮神仙，却把人家当成治下草民对待。
不仅挪用，亏空，挥霍捐款，物资。
甚至连南洋支援的华工机修队和华侨战士，也跟内地的士兵一样，饱受欺凌。
陈嘉庚是有大智慧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延安的勃勃生机代表的是胜利的方向。
转而代表南洋华侨，刚把大量的物资，投向了延安。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为国家，民族付出的华侨，也自顾不暇了。
惨遭日本人屠戮。
周小山回到四川，一直在跟南洋部分华侨电报联络。
以传奇副官的名头，呼吁他们撤离南洋。
如今乘坐包机到永州的，不止是陈嘉庚，还有马来西亚闽籍贯华侨王振相，缅甸华侨林克逊，菲律宾华侨领袖吴记藿的儿子吴启标，泰国华侨领袖蚁光炎的妻子刘若英。
“刘姐，光炎先生的事情，我很抱歉！我真没有想到光炎先生会如此固执，早知道我就派兵去绑也要把他绑到大米粒坚！”
来宾的名单，周小山早已铭记在心。
看见飞机上走下来刘若英一声黑衣，头上扎着孝带，周小山就知道他是蚁光炎先生的遗孀。
祖国处在最危险的时刻，泰国华侨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
蚁先生把公司的全部业务交给妻子刘若英和侄儿蚁美厚管理，挺身而出，高举抗日救国旗帜，视死如归，决心与祖国共命运，与民族共存亡！
他宣传抗日救国，发动抵制日货，发起抗日募捐，出售爱国抗日公债，倡导华人舍财救国；组织社团、学校义演，多方筹资捐献给祖国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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