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东方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两国贸易的增长。华夏国对东方出口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东方企业的对华投资，这是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的必然结果。
随着这个结果的发生，就导致了东方大街上到处都是华夏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如鞋袜、衣服、帽子、木筷、煤炭、食品、蔬菜等等大都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但却关系到东方的百姓生活。
但是，虽然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但近几年来两国经贸的热度有所下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贸易方面。2009年两国之间贸易同比增长12.5％，这已是连续12年双方贸易增长低于华夏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长水平，占华夏国外贸比重也由1994年的高点24％降至11.8％，比高点时水平低12.2个百分点，说明两国贸易密切程度大幅下降。近年来，两国政治关系出现很多问题，可以说一定程度影响到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但不能说与政治关系变化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从华夏国方面看，东方作为华夏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重要程度在降低，但从东方角度分析，东方对华夏国加上香港地区的贸易额已超过对米国的规模。华夏国已成为东方最大的贸易伙伴，表明目前两国贸易还在升温。
两国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一是东方市场规模不如米国、欧盟大，增长空间相对较小；二是华夏国对东方出口占华夏国总出口比重下降更多，在各国普遍重视出口的情况下，东方市场对华夏国的重要性下降更加明显，而华夏国市场对东方的重要性却在迅速提高。
其次是投资方面。2009年，东方企业对华投资合同金额和实际金额均呈增长态势，应该说目前东方企业对华投资增长的根基还比较稳固。但从增长速度来看，东方对华投资的热度有所减弱。究其原因，一是东方政府和企业认为华夏国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在东方经济产业省公布的《通商白皮书》中指出，华夏国经济发展存在风险，如结构性问题、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问题、城市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的问题及电力、水资源严重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东方政府部门发布的意见会对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二是东亚其他国家分散了东方企业对外投资的走向。此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家不仅是新兴市场，而且还拥有丰富的资源，成为东方政府向企业重点推.荐的分散投资风险的候选地。三是东方国内经济形势好转，部分企业把一些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海外投资项目转回到国内。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方对华投资的增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是政府资金合作方面。近年，两国政府资金合作明显减少。东方政府对其所提供的贷款项目审查更加严格，金额大幅缩减。与此相比，东方政府对越南、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资金已超过华夏国，并持续增加。东方前首相纯一郎曾公开表示，华夏国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可以从东方的政府资金合作名单中毕业了。这使2005年以来两国政府资金合作温度骤降。东方政府已基本于2008年停止提供政府贷款、无偿援助、技术合作等三大主干内容。所以，在政府资金合作领域中双方关系趋冷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是能源合作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华夏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华夏国对能源现实和潜在的需求巨大，节能和环保问题已成为华夏国、亚洲乃至世界的重大问题。而东方拥有节能、环保的先进技术，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属于领先地位。如将其推广应用到华夏国，对华夏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乃至世界能源供需平衡均能作出巨大贡献。但迄今为止，两国能源领域的合作多停留在口头上，真正落实在行动上、有实际效果的项目十分有限。
但是自2010年上半年开始，东方经济却再次进入新的一轮衰退时期，东方受其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影响，经济要想走出衰退，靠个人消费是不可能的。而就在这个时候，东方本届政府为了解决退休金欠债问题，开始增收消费税，这对东方个人消费产生加大制约作用；靠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东方企业几乎在整个九十年代都在减少过剩设备、处理过剩投资和改善企业财务债务负担。所以，东方企业绝不会再次失误于盲目投资，企业只有充分地看到明确的投资回报才会决策投资。在东方国内，公共投资可以有所作为的场所不多。
所以，东方必须依靠外部需求带动经济复苏。而自从2003年华夏国就已经取代米国发挥了外需作用，未来东方经济复苏势必需要华夏国因素。
众所周知，东方与米国贸易摩擦历史时间长、领域广、程度激烈。东方政府解决其与米国贸易摩擦的措施之一，就是容忍东洋币升值和指导东方企业到海外发展，如东方对米国的汽车贸易顺差最大，就指导本国汽车企业到米国投资。这样对米出口整车变为出口汽车零部件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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