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场试验过那一批大将军炮的威力后，沈哲子才在宿城里就近接见了桓宣。
“不知桓侯今日抵境，居然未有亲迎，实在是失礼。”
双方各自坐定，沈哲子笑语致歉。
桓宣连忙还礼，只是心里多少有些怪异的感觉，因为沈大将军实在是太年轻了，比他的儿子还要小得多。双方身份势位虽然不能说是云泥之判，但差距也是极为悬殊，不可同日而语。
最重要的是这差距并非出身等因素先天注定，若是深作追究，他南渡而来便为元帝百六掾之一，起点之高甚至就连沈大将军之父沈充都比不上。因此每每入见沈大将军时，看到那年轻脸庞，桓宣心内多有挫败感滋生，迷茫于自己这奔波劳碌半生究竟意义何在，久久不能释怀。
但无论心里有再多奇异感想，桓宣也是不敢流露出来，只是恭声道：“末将受令之后，虽欲即刻北行，然则终究才浅力弱，部伍转戍诸多庶务纠缠，奔行迟缓，还望大将军恕罪。”
“桓侯言重了，襄樊强军久来便为荆镇劲旅，桓侯典军治民井然有序，才力之高朝野俱都有目共睹。若非今次用事所涉广泛，我居洛邑须臾不能抽身，应该是我要下镇访问桓侯才是。”
沈哲子又笑着说道，眼下桓宣可以说是行台直领各部王师之中唯一不在嫡系之内的典军宿将，所以他对其人也是更加的礼遇。
若是郭诵等部将受命后，在没有特殊状况下一直拖到期限末尾才来复命，他绝不会这么轻易揭过去。当然襄樊所在自有其特殊原因，桓宣行程迟缓也未必就是其人意愿。为了维持和谐共事，稍作区别对待是难免的。
大将军虽有礼待，桓宣却并没有就此高兴起来，他能感觉到这礼遇之中伴随着一种客气的疏远。而类似的态度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感受到，在其过往生涯中所从事的那些主官主帅们，几乎都是如此。
不过桓宣本身也不是阿谀求幸之人，稍作收拾心情，便又将自己所部调集情况稍作交代：“七月受命以来，末将便召集治中各路人马集结南阳，至今已集七军九千三百众，另配役卒一万三千余名，牛马行车、弓甲械用所配俱籍录在册……”
说话间，桓宣亲自将所部各种军务籍册呈送案上，退而待命。
沈哲子拿起籍册稍作翻看，也是忍不住对桓宣连连加以称赞。老实说，在大将军府所统各路人马中，襄阳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人、物集结效率算不上出色，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的居于末席。
但是大将军府下这各路人马，本身都是立于行台这个深厚的根基上，而且各种军役配给制度都有着成套的配合。
像是早年淮上对阵石虎，沈哲子感慨于羯赵的战争动员力之强，而经过这些年的建设与发展，行台在这方面效率较之那时的羯赵又不知强了多少倍。
眼下若再进行一次大战，可能石虎还没有走出洛阳，沈哲子已经可以率领各路大军将他们团团围堵在河洛之间！当然这样的动员力之后，意味着累积数年的资源大量消耗，若是无节制的频繁发动，很快就能将整个行台拖垮。
襄樊所在，在原本的荆州便属于相对边缘的势力，如今归入行台，彼此间也是多有隔阂。譬如桓宣所言九千余名战卒便分为七军统领，这在行台王师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行台王师编制就是标准的一军三千人，唯有中央军性质的胜武军等四军才是五千人的编制，其他甚至就连军府预备役兵卒都要循照此例。
襄阳军队编制混乱，便意味着军队旗号指挥系统的混乱，意味着豪强军头们各自部曲私拥之势难以根除。一人拥众两千余要为军主，一人拥众七百人也要为军主，若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诉求，便有可能指挥不动。
而军队的各级编制，不仅仅只在人数的区别，阵仗的演练，战斗中行伍的配合，包括后勤给用、各种资械搭配，乃至于事后的计功行赏，统统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此所带来的管理难度之大，将会是成倍的增长。
桓宣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还能勉强跟得上行台的动员力，也足以说明其人能力以及在襄阳所积累的威望的确不虚。
“若非襄阳地重，尚需桓侯这种久镇宿将坐治，我真希望能将桓侯召入行台备问诸事，与我共事参谋全局。”
沈哲子这话倒非虚假，桓宣这个人经历独特，虽然始终没有发展成一方成气候的方伯势力，但过往半生游离于各方之外，也养成了非凡的统筹力，正是行台目下所缺少的人才种类。
如今沈哲子麾下众将，可谓老中青兼具，郭诵、路永等宿将之外，沈牧、谢奕等也渐渐褪去青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成为如今王师中的中坚力量，沈劲等一批后续从戎的又渐渐成为新的少壮。
但这些战将中，若说真正俱有军政兼理、统筹各种复杂局面的，还是首推谢艾。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诸将能力有差，而是因为从淮南都督府时期便确立起的军政分离，众将专注于军事，难免乏于整体的历练。
桓宣终究不是从淮南嫡系中成长出来的将领，所以沈哲子说话时也要注意分寸，这样随口提上一句，若是太正式提出来，难免要被误会为行台已经容不下他游离在外，要内召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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