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留恋大锅饭，就有人痛恨大锅饭。
因为这种对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方式，在给予人们安心保障的同时，也会严重压抑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事实上这种制度仅仅只适合两种人。
一种是没有更多要求，也不愿意冒任何风险的本分人。
他们只知道知足常乐，老老实实干活。
甘心被领导，也愿意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
而另一种就是好吃懒做，坐享其成的人。
他们是当前这种体制下，所滋生的最大害虫。
只会偷奸耍滑，滥竽充数地吸大家伙的血。
所以和大部分普通人不一样，一些个人能力既出色，又不甘心把命运交于别人之手的社会精英，便免不了率先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开始寻求突破桎梏的可能。
毫无疑问，文艺圈儿就是这种分配矛盾最先爆发的阵地。
像洪衍武就怎么都没有想到，他对刘晓芩的好意，他保住几位内地女星尊严的慷慨之举。
竟成为了刘晓芩迈出人生中至关重要一步的重大契机和导火索。
敢情这两个月以来，他所提供的伙食实在是太好了些。
为了这件事儿，庞师傅专门抽调了一个白案师傅，一个红案师傅，在外景地附近租用了几间民房驻扎下来。
并且把厨具也运了过去，搞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厨房。
由于食材都是每天早上在当地自由市场现买的、
蔬菜、肉食、禽蛋不仅特别的新鲜，价钱还便宜。
所以每日一个人五块钱的标准管两顿饭，简直太富裕了。四十人可就是二百块呢。
再加上洪衍武早有吩咐，对几位女演员要区别对待，特殊照顾。
两位大师傅呢，也因为跟人家合了影，得了签名，对几位女演员很是承情。
于是不同于普通工作人员，给刘晓芩她们三个“咸丰的后妃”，每顿开饭就整上一桌五荤四素的“花九件”来，饭后还有西瓜、绿豆汤、杏仁豆腐这样的消暑佳品。
真是把这几位女演员当真正的皇太后伺候上了。
想想看，在当年花六十四万就能复制圆明园外景的年代。
就这伙食标准，“港怂儿”们骑着马也赶不上啊。
而且别忘了，这还是正经京城“口子”活儿，他们连见都没见过。
这么一来，不但再无内地人羡慕香港人，反倒惹得李韩祥和梁嘉辉在内地这边蹭了好几顿饭。
那不用说，刘晓芩是面子、里子都享受到了。
这种得意的感受，和原本历史中，她如同乞丐一样跟香港同行要饭遭拒的屈辱，因饥饿而泪流满面的滋味一比，那当然是天壤之别。
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坏事变了好事，可因此产生最终效果，却同原有历史走向如出一辙。
因为欲望也和怨愤一样，同样可以转化为促使人行动的动力。
而且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
好日子一旦过久了，再过苦日子可就加倍难受了。
九月上旬，剧组一杀青，香港人一撤，两位师傅也收拾家什回了“大食堂”。
刘晓芩她们自然也从外景地回归了各自的单位。
这样没了每天的酒宴伺候的荣耀，又恢复到了过去一样，每日靠大食堂的粗茶淡饭过活，可就让刘晓芩有点心理失衡了。
因为食髓知味啊，上山容易下山难。白水萝卜和白斩鸡岂能是一回事？
另外也别忘了，在这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除了富起来的个体户外，国人当时的收入都很低。
即使是红透半边天的影视明星，也仅仅是外表风光。
实事求是的来讲，像刘晓芩她们真正的生活其实寒酸得很。
平日演出得挤公共汽车，演出补助仅有两元一场，甚至就连演出服，京城都得靠她们自己想办法。
所以每逢出差，她们往往要面临买不起衣服，住不起宾馆，吃不起饭的窘境。
为此，一向以来无数的应酬、活动邀请，刘晓芩统统都是抗拒态度。
但有的活动偏偏她还拒绝不了，比如说要参加京影代表团出访日本这样的政治任务。
结果就因为经济上的窘迫，整个代表团里，拿一件演戏用旧旗袍充当服装的她，成了聚光灯下最尴尬的一个人。
原来那件旗袍胸间被虫子蛀了一个洞，下摆还有另一个洞，旗袍开衩的地方也撕裂了。
最后刘晓芩全靠急智，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才蒙混过关的。
把胸前的洞用一朵红花缀在上面挡住，开衩的地方打了个结，提上皮包就看不见了。
下摆的洞就只能视而不见了。
这件事结束之后，刘晓芩羞愤、沮丧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上映，大获成功。
新的荣耀才将她从低落的心情里解救出来。
可惜她才高兴没几天，来京参加庆功会的陈烨又深深的刺激了她一把。
原来陈烨打算辞职去美国，去外面好寻找新的生活。
一开始刘晓芩还很不理解，想劝陈烨留下来，说你刚红，趁着成了大明星，有了名气应该多拍几部电影才是。
没想到陈烨却问她，“什么明星？名气又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住，工资只有47元，你能为我解决吗？”
这让刘晓芩当时就没话了。
是啊，这样寒酸的明星又算得了什么明星呢？
一想到聚光灯后面全是破旧不堪和忍饥挨饿的寒酸，连她自己都想哭一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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