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人笑就有人悲。
这世上总不会人人都是老天爷的心头肉，个个都鸿运当头，顺风顺水的。
所以哪怕都是一个厂子里，同样是“北极熊”的三产公司。
可“第二服务公司”的处境就与“第一服务公司”完全不同了。
董乾达一伙儿，是比王小二过年都惨。
那不是一年不如一年，根本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其实要按理说啊，董乾达他们这些人是踩在“第一服务公司”的肩膀上向前走的。
明明把一个有丰厚利润，而且已经拥有了一定知名度和好地段的买卖，白白捞到了手里。
就凭着占据了旅游景点和热门地段的先发优势，以及以及不惧工商税务的“国营金字招牌”。
假如他们能按照旧的章程来，怎么也能活蹦乱跳好几年，足以保证他们的小日子比在厂里挂个闲职要滋润得多。
但不怕真草包，就怕草包他自己没自知之明，非要进行瞎指挥啊。
说句实话，其实董乾达他们仨，自己吃吃喝喝，损公肥私还不算什么。
这样的毛病哪个单位的领导多少都有，并不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什么本质上的损害。
只能说会因积重难返，以一种慢性病的方式来毁掉企业。
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超凡。
为了贪图多留点利润，少给职工点提成。
就非要自作聪明的把上不封顶的“提成制度”给废了，换成了“三档奖金制”。
结果这么一来，等于杀鸡取卵，那简直是自己刨了摇钱树的根儿了。
打他们开张起算，顶多也就维持了一个礼拜的欣欣向荣，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当然，最早暴露出的问题，也就是职工们偷懒耍滑磨洋工，顺带占公家的小便宜。
卖货的懒啊，每天就乐意出去一趟，也不爱吆喝。
做买卖跟姜太公钓鱼似的，愿者上勾儿。
几乎上午耗过去，不论卖完与否，下午就回家歇着去了。
而制作的也懒，产量日益下降，损耗率倒是直线上升。
为此董乾达他们肯定也着急。必然得过问，“利润怎么下滑啊？”
可话说回来了，别说找准病根儿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连管都没法管，过问也就是说说罢了。
想想吧，董乾达他们自己就是走裙带关系，拍郭书记谋得的职位。
收编来的人马自然也都是一些能吃不能干，靠送礼请客，溜须拍他们马屁，过来的主儿。
结果就演变成了底下你推我，我推你。互相揭老底。
上边也挺为难，处理这位吧，是你的人，要管那个，又是我的人。谁都拿谁都没辙了。
那还有个好啊？
别忘了，管理无小事，一旦让职工弄明白了监管形同虚设的底子，下一步可就是变本加厉地占企业便宜了。
又过了半拉月，像制作组吧，每天拿大饭盒子带回去一盒优质冰糖葫芦，已经成了全体制作组成员的基本福利。
甚至还有人拿这些东西和别的车间换吃喝的。
这么一来，卖货的可就不满足了，光偷懒没实惠哪儿行啊？
干脆他们就在买卖上动脑筋。
很快，卖货挣到的外汇券都换成了人民币上缴，个个成了业余“黄牛”了。
而这样一来，制作组的又不满了，眼瞅着零售组一天比一天阔绰，谁不生气啊。
于是这叫乱啊，两个部门互相扯皮的战争又开始了。
伴随着各种互相揭发检举，互相扯后腿，和怠工的现象也是愈演愈烈。
可就在几位公司头头脑袋大了一圈又发愁无法解决的时候，这事儿又奇怪的换了个方向。
不知道为什么，零售组和制作组居然很快也不闹了，争端偃旗息鼓。
甚至两个组还都勤快起来了，工作效率眼瞅着上涨啊。
可就在三位经理高兴的时候，每个月的利润额抽了他们一个大嘴巴。
因为那是迅速下滑啊。
11月还能有三万毛利呢，12月就变成一万六了。
1月更惨，就三千，还不够给大家发工资奖金的呢。
这是怎么回事？敢情零售组和制作组私下里居然达成利益同盟了。
他们无师自通学会了联合起来用公家的东西牟利。
两个组的人一对一的自愿结合成了搭子。
卖货的专门负责挣钱私分，而制作的每拿一毛五，就会想办法帮卖货的平账。
要么篡改提货记录，要么就外面买料，再做成糖葫芦送进厂里来顶替成本。
都说学好不容易，学坏快着呢，这话绝对是真的。
说白了，远超洪衍武所预计的速度。
都没容什么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直接就把“糖葫芦”的买卖给毁了。
更巧的是，等刚弄清楚里面的事儿，还没容董乾达他们生气呢。
偏偏雪上加霜，正在这个时候，郭书记又逼着他们“上供汽车”。
董乾达他们仨还能不急眼啊？
一琢磨，他们也有狠的，来了两条腿走路。
一边是跟郭书记要批件儿，靠倒腾这玩意谋取暴利。
另一边是不惜撕破颜面，用“包死数”的强征下属，来保证基础收入。
他们硬性规定下面卖货的，必须每月交上来一定数目的利润，否则就换别人干。
而且下滑的两个月还得补缴。
这一下，等于掰开狗嘴抢食儿啊。
顿时让底下人离心离德，天怒人怨，好一番鸡飞狗跳。
但总算多少攒出几万块的钱财，勉强能应付一下差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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