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门庆把白银的总代理权交给了倭国对马宗氏之后，倭国和中华联邦正式建交，倭国的金属采矿业迎来了井喷期，一船船白银、铜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进入中国。
有了银根储备，西门庆正式开始币制改革。公元一一一六年秋九月，中华联邦宣告发行新钱币，新货币采取银本位制，以铜币为辅。
以民间米价为基准，中华联邦政府进行了新旧币的兑换。北宋政和年，民间米价约为一贯钱一石，笨重的一贯钱正好兑换轻便的白银银锭一两，如此一来，新货币制度深得商人们的拥护。
而白银银锭之下，则是铜币大行其道。中华联邦的铜币与故宋的铜钱不同之处在于--铜钱是铜铅合金所铸，比例铜七铅三；而新铜币则采用了铜锌合金，比例铜六锌四，不但有效节约了铸币成本，而且新铜币比旧铜钱份量足，耐磨损，拿捏在手里时，新国与旧朝的不同马上就区别出来了。
更大的不同是新钱的兑换比例。商业部最初提出的议案是官值新铜币一文，兑换民间旧铜钱十五文，在此基础上劣钱的比例还要有所浮动。西门庆听了此议后却是拂袖而起：“吾终不能使百姓使贵钱！”结果在西门庆的强硬干预下，联邦议会通过投票表决，新铜币和旧铜钱的兑换比例维持在一比一的标准，黎庶闻知，遮道焚香而拜。
“这是政府应该支付的成本！政府有责任振兴商业，但不能把自己做成商业大鳄，食民以快！”西门庆如是说。说这话时他锐利的眼光扫射过众人，令很多人如坐针毡。
除了政府不能做成官商一体的大鳄之外，西门庆甚至不希望社会进入后世那样的工商文明体系，因为他个人觉得，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放出来的是一把悬在人类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对资源的掠夺和榨取无孔不入，对环境的破坏肆无忌惮，只怕连世界性的贪腐问题都是受到了这个大氛围的影响。
《庄子》有个故事说，一个老头儿菜园子里有一口浅井，老头儿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菜。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就是杠杆），那样就方便多了。老头儿说虽然杠杆轻省，但是他不会用。为什么呢？它是机械，人依赖了机械就起机心了，就成天想着怎么样去巧夺天工，偷机取巧，从此世界还能安宁吗？
所以西门庆穿越到这个世界后，他很少搞什么发明创造，他当然不会努力去实现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来往”的小国寡民制度，但也不希望时代在进化的道路走得过快，无止境提速后果必然就是脱轨，那时大家一块儿死无莽身之地。
当然，西门庆也知道这个地球并不是自己一家独大，进步的路你不走别人也会走，但此时的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不是吗？既然是领头羊，那么西门庆希望自己这个榜样不要做得太急功近利，不要做得太离谱。
到了宋代，西门庆这才发现，古人真要折腾起来并不比现代人差多少。比如古代的墨，大都是以松树为原料来进行加工的，因此凡是以产墨闻名的地方，松树都不见踪影--全被砍光了。以古人的用墨量来推算，后世的松树居然没有被砍绝种，实在是一个奇迹！
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松树，西门庆禁止再制松烟墨，但为了避免成千上万的墨工饿死，他不得不让军事上的猛火油进入民用领域--猛火油制墨，效率、成本、产出都胜过松烟墨多矣。
西门庆想要拯救的，并不仅仅是松树。在这次币制改革的过程中，西门庆乘机大力推行后世的低碳环保理念。比如铸铜币需要用锌，而古代的土法炼锌比较麻烦--先将锌矿石混合木炭装入子弹状的泥罐，用泥封牢，晾干后尖头朝下固定，用焦煤煅烧，过上一段时间等锌矿石熔化成团，冷却后开封取出，才可以得到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锌锭--整个过程对环境的污染相当严重。
西门庆也不说什么大道理，只是把议会众人拉到锌锭提炼场地呆了一天，慰问为中华联邦铸币事业奋战在第一线的有功之臣们。回来之后，呛得半死的所有议员就争先恐后地投了《中华联邦环境保护法》的赞成票--因为西门庆说了，以后还要经常去那里慰问。
中华联邦所有炼焦、炼钢、炼锌、炼铜……之类的地方，统统要达到严苛的绿化标准，做不到的统统滚粗，让做得到的来干；同时，中华联邦第一次提出了砍树如砍人的理念，如无视禁规妄意砍树者，他砍了多少斧头树，就由行刑者往他身上抡多少斧头，好让其深切休会树被砍时的痛苦--如果他事后还活着的话，情节严重的话，家人也会一起被陪砍。
而当团体或个人有非砍树不可的理由时，由地方议会审核完毕，砍完了还需要补种，砍一棵树，种十棵树，而且不能象后世植数造零那样水过地皮湿地敷衍，必须保证百分之百成活……
环境保护法案的强力推行，大大保证了中华联邦的绿色覆盖率居于世界前列，后世绿化的脚步一直推进到大沙漠的边缘，才不得不暂时中止。当然，这是遥远的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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