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战俘工作可曾乖巧？可有过闹事？或者其他什么逃跑造反之类的？”
“也是有过的，乖巧算不上，但是臣按照陛下交给的方法，分而治之，以战俘治战俘，用乌丸人治理乌丸人，用鲜卑人治理鲜卑人。
选择最勤快嘴巴最甜的做队长，让他作威作福，让他不用劳作，更可以驱使他人劳作，很快，那些战俘劳工就会恨这个人恨得牙痒痒。”
刘狄笑着说道：“咱们的人一般不直接负责管理，而是把任务分派给那些小队长，让他们去干，然后负责按时验收。
验收好的予以奖励，做的不好的就撤掉他的职位，换另一个人来做，而这个先前的小队长总是会被很快的折磨死，如此循环往复。”
郭鹏点了点头。
“很好，如此，则不会引起这些劳工的真正反抗，还能适当的宣泄他们的怒气，让他们继续老老实实的干活。
对了，我听说其他郡县每天都要死掉几个战俘，你这里最少的时候一月才死掉三个，你是怎么做的？”
郭鹏询问刘狄。
刘狄慢慢回答道：“臣并非是怜悯这些人，臣只是感觉到让他们那么白白的死去，过于浪费，很多人明明只要多吃点东西，或者多休息一阵，就能活很久，还能用很久。
却偏要为了省一点钱而把他们早早地累死，这样以后还有什么大工程需要用人的时候，就不得不征发当地百姓服徭役，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不好。”
“嗯，不错。”
郭鹏认可刘狄的说法：“很多地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把目光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并未长远考虑本地民众的利益。
这些战俘劳工死的越慢，活得越久，就能做越多的事情，就能解除越多百姓的徭役之苦，这对生产也有好处。
事情总要人去做，有战俘的时候，可以不用征发百姓做徭役，而没有战俘了，就又要征发百姓去做徭役了，这难道不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吗？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
这样说着，郭鹏立刻把随行的南书房侍读庞统叫来，命他起草一份诏令，发布给全天下所有负责管理战俘劳工的官员。
郭鹏要求他们改善战俘劳工的待遇，每天至少要给两顿饭，一顿干一顿稀即可。
然后把战俘死亡数量设定严格限制，严令他们采用轮流上工的方式，以此降低战俘死亡的数量，增加战俘的可持续使用性。
什么地方死的人多了，就要问责。
什么地方死的人少做的活又好，那就要赏。
同时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征发徭役的次数和人数，不准地方政府滥用征发职权，打扰百姓军事训练和日常耕种。
大运河沿线的各地官府更要牢牢记住这个要求，郭某人会一路寻查下去。
什么地方要是遵守的不好，不采取新规来安排工作，把郭某人辛辛苦苦打仗打回来的一百万战俘给祸祸完了，谁就要负责。
对了，住宿条件很差的也要改善，住宿条件太差，容易引发瘟疫，要是什么地方因此发生瘟疫，郭某人就要了他们负责官员的脑袋。
可以说做皇帝那么久，没有人比郭某人更清楚瘟疫的可怕了。
虽然郭某人一直都在力主推进人民养成生活卫生习惯，但是这些年来，小规模的瘟疫传染就和小规模的蝗灾一样，还是难以避免。
有些地方会发生小规模的传染病，然后被当地官府及时察觉，立刻隔离，从而将危险隔绝。
这种传染病一旦爆发，往往不知道来源，也不知道怎么治疗，隔离之后，用不了多久那些病人就会全部死掉，然后烧掉他们的尸体，这次传染病的爆发就结束了。
不明所以。
亲眼见了很多次这样的案例，郭鹏就感觉到，古时候的瘟疫，绝非那么简单的事情。
很多可能现代也有的大规模传染病在古代也爆发过，只是当时的技术手段不可能让古人知道他们患的是什么病，是如何起源的。
但是如何结束时肯定可以确定的——病人被隔离死完了，瘟疫就结束了。
郭鹏手上没有显微镜，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没办法从病毒和细菌层面去研究这些传染病，除了隔离之外，真的也没什么办法去应对这些突发传染病。
因为讯息传播的问题，很难找到零号病人询问他做了些什么，传染源和传染链根本无法确定，他们能做的，只有隔离。
大医馆的医师们试图从病人死亡的病症中找到点什么线索，用点什么药，但是意义不大，最终那些得病的病人基本上都死了。
留下来的只有大医馆的记述。
郭鹏要求大医馆把每一次传染病爆发的时间地点人数还有病人的病状和死状都完整的记录下来，一式三份，分别保存，留待后人考察。
不过到目前为止，或许是郭某人的准备比较充分，或许是魏帝国的运气比较好，暂时没有发生随着往来商旅和人口流动而发生的大规模流动性瘟疫。
因为郭鹏给地方基层官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普及传染病的概念和隔离的重要性，基本上每次发生传染病的时候，地方官员都能比较快的反应过来进行隔离。
这无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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